當筆者看到《二○○四香港基督教教會普查》之「堂會參與社關活動」的資料時，有關堂會參與的社關活動，相比九九年的調查所得的百分比，有明顯上升。筆者起初還有點驚喜，似乎多了一些堂會不再迴避公眾事務，但是，細看之下，這些社關事工大多集中於「賭波合法化」、及「反色情」等範疇，有感堂會對社關行動的優先次序總是「傾斜」現象。
首先，筆者無意在此批評堂會在資源分配上是否得宜，由於不同堂會會因應環境及信徒的需要而自行定立目標，致於社關事工的參與程度往往要觀乎社會形勢及本身對事件的認識而作出回應，正因著社會形勢千變萬化，政策包裝得「美輪美奐」，加上堂會少有外求（向基督徒前線團體查詢），造成只能就著較熟悉的議題作出回應，如道德問題──反賭波及反色情等。相對影響全港市民的未來，甚至乎幾代人的人權、自由，如特區政府於○三年嘗試強行通過之《基本法》第廿三條等惡法，當年就有大部分堂會的回應噤若寒蟬。一方面，有著過萬名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出席七一祈禱會，那種迫切性及自主性的參與，讓市民感受到基督徒是與他們並肩作戰的。另一方面，在差不多十個多月的諮詢、立法、擱置期內，除了陳日君主教就著廿三條，勇於與政府對著幹外，就只有小數堂會勇於參與基督徒團體在報章的聲明，有少數牧者勇於對政府作出批評。在如此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為何我們的堂會對社會政策仍視之為禁忌？
基督教中心思想的「愛」，並不單是一個行動的原則，「愛」同時有服務的要求。所以愛的生活方式也一定要包括改善社會的行動。堂會有何改善社會的行動？早於二十年代初期，有些聖公會會督及一些堂會領袖曾大力反對蓄婢及支持禁煙（鴉片），這些都突顯早期華人堂會中，基督教注重人權、民主自由的西方精神。雖然經過不同年代的轉變，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曾引發大專基督徒對國家民族與社會公義的信仰反省；八十年代有牧者為柴灣居民爭取興建東區醫院及信徒上街爭取八八直選；九十年代有基督徒自發討論九七問題，十多年來堅持紀念八九民運。很可惜這都是滄海一粟，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堂會集中於關注人數增長、堂會設施或增加分堂議事等，加上堂會要兼顧關注信徒日常生活、解決家庭糾紛、探訪等事務，就更有說不盡的理由去迴避社會政策或社會問題。事實上，一個扭曲民意的政策行之有效，其影響力足以令整個社會帶來不穩，例如未經諮詢而大幅刪減綜緩而導致貧困人士百上加斤，就足以導致基層教會需要面對不少問題！
調查指出，關注賭博問題則有41.7%，這些議題被包裝成「爭取民主」、「反對政府諮詢草率及漠視民意」的社會行動，獲得到堂會的大力支持。相反，並沒有經過任何包裝的社會議題，則受到忽視，例如人權及醫療服務，只有相同的6.5%，則充分反映堂會對社會關懷有著嚴重「傾斜」的現象。今日的堂會是可以多些主動，帶領信徒較全面地關心社會，否則，當他／她們回到社會時，便難於按著「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的心回應社會，甚或以「啞口無言」或「單打獨鬥」的方式繼續面對社會政策帶來的衝擊及生活挑戰。
假如於○三年七月九日真的通過了《基本法》廿三條，堂會可以倖免於難？如李國章所提出的俗稱「教育界的廿三條」──《教育（修訂）條例草案》（簡稱校本條例）如期實施，試問教會辦學團體仍可自主嗎？西九單一招標，官商利益輸送，特區政府斷送過千億的稅款，難道基督徒不用付出分文稅項？筆者明白堂會必須經過「周詳」的議會討論或危機分析，做起事來也不能一蹴即就，但是，堂會無論經過甚麼程序之後，對社會不公義的政策也該要做點回應。如此不但可讓弟兄姊妹有機會關心社會，認識身邊的處境，也可減少堂會總予人對社會事務「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印象。
（二○○四教會普查專輯）
（作者為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幹事。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