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度的立法會選舉期間，同志團體爭取了四十八位候選人簽署五條「同志政綱」，其中二十位勝出者（佔立法會三分一議席）表示會為同志社群爭取權益，包括該政綱的「同性伴侶應享有與異性伴侶同等之權利」，「中、小學的性教育課程應包括不同性傾向的主題」。不少議員跟隨社會形勢高調支持同志；可惜，至今仍沒有一位「親同志」議員在這方面的言論顯出優良的議政能力，純粹一面倒的附和而已。
香港正如其他國際大都會，免不了出現「反性傾向歧視」的同性戀人士的訴求；但比較西方社會的議員、官員、人民在這一問題上的正反討論、是非探究、利弊衡量，香港社會是近乎盲目地只認同西方的支持同性戀的言論，無視抗衡的意見，就如同性戀權益向受重視自由的美國，近年調查皆顯示約半數國民甚至贊成立法禁制同志婚姻，且人數在上升中，只是一些政客或法官運用其地位力撐同志訴求。
教會界一直對同性戀有關的法律訴求非常關注，原因不純是宗教、道德方面，亦包括多方面的客觀因素，玆綜合如下：
一、道德缺堤危機：若本地「親同志」的法案再出現且被通過，香港勢將隨著西方不少國家或地區，面對同志進一步的訴求，直至他們認為完全平等為止。加拿大安省省議會曾於一九九四年辯論是否通過「同性配偶」法案（還未到進一步的同性婚姻法案），當時議員便須考慮即時要修改相關五十六條的法律，涉及家庭津貼額、兒童領養權、遺產繼承權、租屋權利、性教材內容等，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結果沒有通過此一法案，反映問題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另一方面，若本港為同志運動開綠燈，很多自稱為「弱勢社群」亦將高喊「平等機會」、「不容歧視」的口號，爭取立法或政府撥款，迫令及教育公眾接受：亂倫、群婚、換妻、孌童、人獸交、偷窺、降低合法性交年齡、近親通婚、女性公眾場合裸露上身等等（這些在西方已陸續出現）。法律作為社會倫理秩序的第一綫「把關」，若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客觀的公眾諮詢、各地的詳細考察而隨從飄忽的民意（正如理工大學在賭波規範化後，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五點九市民「認為賭波是賭博活動」，與兩年前的百分之一點七相差極大），是對不住承擔我們結果的兒孫一代。
二、性傾向的正確理解：「宗教、家庭」是「政府、法律」不容隨便沖擊的體制，因為宗教與家庭比後兩者更早紮根在人類社會，當受尊重。根據主流的宗教傳統，惟有「一男一女結婚」才可組成具延續人類能力的家庭，好讓父母悉心培養社會下一代；在人類歷史中，亦可印證此類型婚姻下的家庭帶來社會最大裨益。因此，我們拒絕以「性傾向」為理由就可予結婚，亦質疑「反對同性可組織家庭」的言論構成歧視，理由是：
a. 同性戀並非正常：坊間常引用的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於一九七三年取消同性戀及其行為是病態（mental disorders）的講法，是不明底蘊的；因為在當年該會大約二萬五千名會員中，約有一萬人投票，其中雖有六成認為同性戀屬正常，但佔少數、專研同性戀問題的會員，大部份仍認為屬病態，只是票數不及並非深究這方面的大多數會員；而在該會一九七七年的再次調查中，有七成會員仍視之為病態，一成多表示不肯定。不少學者，包括該會在一九七三年的董事局成員Dr.Charles Socarides，認為那次是倉卒的投票，是支持同志的組織（National Gay Task Force）在會內、外大量游說的結果，是政治性多於醫學（科學）性。自此，同志、親同志人士藉傳媒之助，將同志是「正常」的觀念做成既定事實，向公眾、政府、官員繼續游說，爭取正常人的基本權益，而將不認同他們的人士的意見（其實大多是溫和合理的，只有少數的言行是激烈的），一概歸入「歧視」的罪名。
b. 性傾向可以改變：近年坊間流行稱「性傾向」為天生不能逆轉，且分其為三類：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事實上，今天不少治療同性戀的個案，已證實同性戀是可以「醫好」的，且成功率達三至五成，比某些心理精神病的治癒率更高。二○○一年五月九日，有公信力的CNN、New York Times 及Washington Post大事報道於上述一九七三年領導精神病學協會的專家小組，廢除「同性戀是病態」的主腦Dr. Robert Spitzer的新發現，他聲稱研究發現百分之六十六的男同志與百分之四十四的女同志尋求治療後，取得良好的異性戀表現（good heterosexual functioning）。Spitzer已將此研究於同年該會年會發表，並要求會方不應繼續壓制業內施行「轉變性傾向的治療」（reparative therapies），反對「同性戀冇得醫」論調。認為「同性戀不是天生的」的例證還有很多，我們認為，既然專業權威人士都對此未有定論，外人就斷定同性戀乃不會改變的天賦人權，將之與真正屬於天生不能改變的種族、膚色、性別等權利看齊，是偽科學說法。
c. 同性性交應受非議：既然同性戀屬先天或後天、本能或習染，在醫學上、科學上一直未有定論，所以藉「性傾向」為由的立法理據並不充份。況且，有大量研究顯示同志成因源自破碎家庭或挫折的求偶經歷，正與現代社會吻合，容讓他們亂闖同性戀情之路非社會之福。再者，有資格評價同性戀的不單是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等的專利，各大宗教亦有權就同性戀及其行為作出教義上的評價。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提出的「同性戀性行為有違生理結構」也是合事實和合情理的，其教導公眾拒絕這類性行為（因易導致性器官損傷從而感染疾病，美國八成嚴重性病者涉及這類性交）也是合乎科學衛生和大眾利益的。
d. 同性戀不宜宣揚：同志訴求基本上是性操守的問題，現行法例只將成人私下進行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所以其在性方面的法律權利僅屬負面的容許，而非正面的保障（如夫婦的房事）。因此同性戀及引申而來的性行為不宜擴大至公眾領域中予以肯定，如要求學校性教育課程正面教導同性戀慾，要政府資助城市辦同志節慶讓他們性感地遊行，要商場刊登宣示同性戀性愛的海報等，這都是過份要求，美化了一項「未算犯法」的不當行為。然而，除性愛活動外，我們肯定同性戀者在生活各方面擁有一般人的權益。
三、同性戀不屬人權：基於以上理解，我們認為同性戀行為不是基本人權，只能視為生活方式。我們雖然不認同某些生活方式，只要那些人願意負責自己行為的結果，我們就不排斥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但用公眾稅收去資助某些人過自己喜歡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不公平的，用立法的途徑協助某些人獲得沒有付出代價的權利是一種特權（如同志要成為夫婦卻沒有能力為生產社會下一代作貢獻，就算准予領養也是剝奪該孩子受異性父母教養的權利）。非一般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受到滋擾，正如香港目前情況，不宜獲得法律的保障；否則很多另類生活方式的人，都可要求法律保障。
我們肯定人權的重要，因我們相信人非同動物，人擁有靈性，且在神權之下獲賜人權，有規有矩地享受合乎人性需要的生活。然而，權利若無限制地擴展，享樂若超越人性需求，則人類社會將會陷入混亂，非人類之福。同性戀被稱為人權乃是誤用人權。
a. 限制同性戀並非霸道：既然同性、雙性戀愛是不合常理且可以治療的（參第二點），則同性戀、雙性戀發展到有性行為更應受勸止，但我們並非剝奪這類人士的基本人權。同志群體在教育、醫療、住屋、工作、娛樂等基本權利上不應與異性戀者有別。然而，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個人、群體的權益不應侵犯其他個人、群體的權益；大家在各自範圍下自由活動，但亦容許彼此表達不同意見。大部份社會都有由大多數人持守的傳統主流價值觀，只要這類人士沒有壓制少數異見者，不應被視為道德霸權主義者。我們不認同香港存在異性戀霸權者，因為今天香港並沒有團體組織在言行上倡導剝奪同志群體的基本人權。有市民提出不選親同志的立法會議員，只屬選舉文化下的選民選擇權利，不能與打壓、歧視同志混為一談。
b. 彼此限制乃社會常規：法治的香港已日益重視本地同志社群的基本人權。然而，我們憂慮當下社會討論的「性傾向歧視」，只是令同志由弱勢變強勢，走向另一極端。人權受限制是自由社會的常規。茲先舉數例闡析：同志租屋獨立居住不應因其是同志而不獲租賃，但同志租房則可因屋主認為其行為可能影響同屋的子女而拒租；同志有平等機會找一份合其資格的工作，但某些不認同同性戀的辦學團體可拒其任職教師；同志要捐血，但紅十字會要保障公眾而捥拒之亦合理；成年同志的性行為雖不牴觸法例，但宗教團體可給予此類會友紀律處理（這並不違反宗教自由）。以上每組例子同出一轍，就是個人權利若進入別人範圍，別人也有權接納或拒絕，因其權利的實踐若介入別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經濟利益等的時候，也應受到別人的同意與否所限制。
對應以上例子，自由社會中存在不少解決之道，如：同志可找好此「道」者租房，可向接納同性戀的教育機構（如家計會）申請工作，更可自辦捐血機構，自組「同志教會」。在多元自由的社會中，影響他人的同志生活雖會受限制，但出路卻不受限制。我們認為若「立法要別人必須接納同志訴求」，只會製造同志成強勢社群。
四、更多人比同志更有理：或許有人說同志爭取的只是公共資源、政府政策、法例準則方面與公眾同獲「平等」機會。然而，比同志人口更多的其他各類「天然身份」人士更有理由要求已失去的「平等」權利¾ 如肥胖者一直不獲飛機、巴士為其設特大座位，矮個子不獲紀律部隊降低入職高度取錄他們，其貌不揚者非因能力被拒於很多工作，說話帶口音者常遭人排斥等，這些才真是歧視。再者，若同志享有減稅、住屋、遺產等權益，那麼相依為命的單身兄弟姊妹、摯愛朋友更應有此等權益了。如何才構成法律上的不平等是複雜且牽連甚廣的課題，亦並不一定同志的處境比其他人士須先受理。「有求必應」的立法態度亦容易為社會上製造很多濫用法律呵護的特權階級，實屬不智。
五、同志多屬性放任：若從理論爭拗進到現實數據看，則更可信的是：同志是「性放任」多於「性傾向」。從多年來各地各類的調查中，均發現同志群體的性伴侶數目（尤其是男同志）遠高於一般人士，這是不爭的事實。早於七十年代末在三藩市調查並受重視的Bell & Weinberg Study已稱，男同志中百分之廿八一生有一千位以上性伴侶，百分之四十三有五百位以上，百分之七十五有一百位以上，八成稱其一半的性交對象是不認識的；僅少於百分之十男同志有較持久委身的關係。雖然本港少有這方面的研究，但只須稍加觀察，男同志間的接觸以「性行先、愛行後」是極其普遍，而一位本地爭取同志權益的男同志就公開聲稱自己八年來的同性戀生活已有二百位性伴侶。本港邁向西方式國際都會，隨之而來的性開放似乎是趨勢，但不等於對我們社會有益。
六、性放任宜受約束：自由的社會容忍而不譴責性放縱、性隨便、性活躍的人士，但若進一步修改法例保障各類「性放任」人士享受其生活方式，可以任意結婚離婚、領養子女（包括異性戀者），是否與「夫妻之道所要求的終身相許」、「孤兒在被安排甚麼人領養方面應受法例保護」的社會共識背道而馳呢？本港同性戀運動一直離不開西方同志先行者的議程，而芝加哥於一九七二年（此運動的早期）曾在同志大會訂下運動的長遠目標，包括「多人同居合法化」及「成人與兒童性行為合法化」，此等逐步出現的「婚姻」訴求實在值得本港關注。我們及不少人士對婚姻定義的修改及領養兒童資格的放寬存在憂慮，絕非杞人憂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講場，二○○三年九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