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瘟疫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彿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還要嚴重呢，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
「活著的人們，每天看到這一類或大或小的慘事，心裡就充滿著恐怖和種種怪念頭；到後來，幾乎無論那一個人都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手段：凡病人和病人用過的東西，一概避不接觸，他們以為這樣一來，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人以為只要清心寡慾，過著有節制的生活，就能逃過這一場瘟疫。於是他們各自結了幾個伴兒，揀些沒有病人的潔淨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
「浩劫當前，這城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全都蕩然無存了；因為神父和執法的官員，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
這些記錄，乍看來是講述我們香港今天的境況，其實是一三四八年佛羅倫斯的情況，這是詩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小說《十日談》（Decameron）的前言，是當時歐洲黑死病禍害的實錄。在艱難的歲月中，詩人為了當代的人，也為後世的人開闢另一個心靈空間，他講述十位年青男女在疫症蔓延的時候，去到郊外，輪流在十天之內講出一百個心愛的故事，令聽故事的人得到愉快。
佛羅倫斯有一百個動人的故事，我們香港這邊廂，也有很多激勵人心的故事，也有很多口罩的趣事，當中少不免有點戲謔成份，但不外乎要大家解悶消困。不知不覺間，我們與中世紀相連起來。今天，口罩仍然是我的需要，但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相聚一起，尋找講不完的心靈故事。
災禍忽然臨到的時候，我們以為毫無經驗，但原來我們已有前人經歷過，而且以前的情況更嚴峻，只不過我們的版本不同，但卻有同樣的心靈需要。
瘟疫當前，留抑或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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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紀的醫生保護醫物 |
非典型肺炎、炭疽病毒、伊波拉病毒、黑死病……，這個世界從來未曾免疫，疾病與死亡一直威脅人，教會亦一直面對挑戰。中世紀連番的瘟疫，展露出人們的軟弱及堅強。
中世紀的黑死病是一種傳染病的鼠疫，相信是從亞洲傳播出來。一三四七年，一隻載有患病水手的商船來到西西里島泊岸，病毒開始傳入歐洲；翌年，再傳到歐洲大陸，以至所有歐洲地區。病毒在歐洲人口密集的城市蔓延迅速，當時尚未發明抗生素，若有人被感染，往往幾日之內就會喪命，估計當時三分之一的歐洲人，約二千五百萬人因此而死去。
最初，人們對疫症的起因也不了解。對人們來說，這是神祕的天譴。當時甚至有醫生認為，望病人一眼或吸入病人的臭味也會受感染，於是醫生也穿起厚袍，帶保護帽和眼罩，及帶上好像雀鳥咀巴的巨型口罩，在這些口罩之內，放有特別的香料以過濾病毒或氣味。不過，這場疫症太可怕，也有醫生逃走。人們當然亦設法避開這場瘟疫，城市的人逃亡往郊外，後來鄉村的人也死去，愈來愈多的房屋及土地被棄置，死亡的景象更是嚇人，有豺狼及野獸爭吃死屍，有野狗將埋葬的屍體拖出地面。
在逃避之外，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尋找宗教上的出路及答案。教會第一個的挑戰就是要解答這個死亡之謎。在某個時刻，人們湧進教堂去悔改，或者參加悔改巡遊，這些巡遊有時會長達三日之久，亦有記載參加人數高達二千，但這類群眾的公開活動反而令病毒更散播。雖然如此，人們在絕望中亦只有寄託永生，有很多人在恐懼中祈禱，渴望得到宗教的慰藉，及祈求上天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宗教活動有很大的需要，有些極端的做法是藉著鞭笞自己或他人來贖罪（例如Flagellants╱Brotherhood of the Cross）。遇上有錢人要臨終悔改，教會就無端繼承了豐富的財產，教會增加了財富，卻未能解答死亡的疑問。
教會另一個挑戰就是決定留下來抑或逃走。太多人逃走，太多人病倒，連神職人員也不例外，英格蘭就有四成的神父死亡。越來越多神職人員逃走或死亡，終於要由一些資歷不足的神職人員或甚至平信徒來主持聖禮。一位在西西里Piazza的聖方濟會修士曾作這樣的記錄：法官拒絕到來為臨終的人立遺囑，甚至神父也不來聽人們的懺悔。坎特布里大主教的一位職員亦報告，英國也有神父因為害怕死亡而沒有到來照顧病人。民眾對教會的情況及所給予的答案亦愈來愈不滿。
與此同時，修院亦受到最嚴重的打擊，因為修院是收容病人的地方（醫院基本上是用作隔離，沒有人期望可以痊癒出院），而照顧病人亦成為修士主要的職務，加上修院的生活是緊密的接觸，所以傳染病往往在修院一發不可收拾。那時候，願意留下來服侍病人的，就是一些修會的修士，例如聖方濟會及道明會等。在Montpellier的道明會修院，一百四十名修士中，最後只有一人活下來。
史學家Jean de Venette 這樣描述在巴黎Hotel Dieu醫院的修女，她們無懼死亡，用最好及最謙卑的態度服侍病人。在一三四八至四九年間，法國死亡的人數前所未有，每天逾五百死者送去墳場，其中亦包括很多服侍病人的修女。
道明會有兩位著名的人物，都曾經在疫症期間服侍有需要的人。一三四八年，疫症來到史特拉斯堡（Strassburg），很多人開始逃亡，留下來的其中一人是Johnannes Taules（約1300-1361），他日以繼夜照顧黑死病的病人，他終於在疫症第二次爆發的時候患病逝世。另一位是意大利瑟納的聖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 （1348-1382），一三七四年疫症在瑟納蔓延時，她繼續照顧病人，並親自埋葬死者，當時亦有很多人到來聽她的教導及請她代禱。
另一位對抗疫症出名的人是Montpellier的St. Roche（1295-1327），他的故事有點傳奇色彩。在一些畫像中，會見到一位手持木杖的朝聖者，其中一隻腳的小腿展露出疫症的傷痕，身旁有一隻狗。Roche曾經醫治及照顧病患者，後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Piacenza也染上疫症，為免連累其他人，他獨個兒去到森林渡過餘下的日子，他在森林中遇到一隻狗，這隻狗為他送食物，後來狗的主人醫好他的病，於是他返回Piacenza，並在那裏繼續服侍患病者。
逃走的人是多，留下的也不少，無名者更多。黑死病結束了一個時代，也啟發了很多文明與反思。
多少天疫症，多少個故事
今天，當我們回顧中世紀的藝術畫作，也會看到很多橫屍路邊的病人，及代表死亡的骷髏骨，死亡就到處拜訪，活人與死人一同生活，這一類藝術題材叫作「死亡之舞」，完全反映到死亡的張牙舞爪。
很多很多年之後，人們翻看香港今天的歷史紀錄，就會見到教堂崇拜的群眾都帶著口罩，這個景象會讓將來的人有甚麼反思呢？
在全城戴著口罩的日子，我與丈夫參加一個燒烤活動，回想起來，那是我近期最愉快、心靈最滿足的一次體驗。那一夜，我們講論各種口罩與病菌的所見所聞，將恐懼與焦慮變成笑話。我很明白，若將自己封鎖，最安全的地方也是致命；我也體會得到，若與弟兄姊妹憂患與共，心中若有惶恐，我也可以跨過。疫症有幾多天，我們就有幾多故事。
這裡還有一個小故事，是發生在薄伽丘之後的另一場瘟疫風暴。一五二七年，中歐西里西亞一位改革宗領袖Johann Hess寫信給馬丁路德，問他基督徒可否在疫症期間逃亡。馬丁路德作出了詳盡的解答（馬丁路德答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a Deadly Plague），他的意見也是常人之見，只不過提醒大家，我們需要保護自己的生命，也同時要兼顧盡忠職守。至於馬丁路德本人，他在疫症最接近時，則拒絕離開威丁堡。同時，不知何故，當時仍有少數學生留下來，於是，馬丁路德繼續講學。神學家的論說與榜樣，也讓我軟弱的心靈得到鼓勵與啟發。
初期教會也有一件死亡與安慰的事件，死者是猶推古（徒二十：1-12）。在一次聚會中，猶推古跌死了。整個教會目睹一樁突然死亡事件，在死亡跟前，我們一籌莫展，只有仰賴賜生命的主，猶推古後來復活，教會經歷了死亡與生命。「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領來，得的安慰不小。」（徒二十：12）
我們原本已出死入生，奈何心存恐懼，但上主早在我們的恐懼與憂慮中接納我們，只盼我們能相聚一起，讓自己得安慰、得勉勵，更讓這個世界看得見救恩的盼望與安慰。
（標題及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八一七期，二ＯＯ三年四月廿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