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末慣例的電視節目：2025年12月31日的NHK《紅白歌唱大賽》，最近再次觸動中日韓的民族主義情緒。事緣韓國女團Aespa的其中一位名為寧寧的中國籍成員，購買了一個造型諷刺原爆的蘑菇雲檯燈拍照，上載至社交平台，被批評後僅刪帖而堅拒道歉，引起日本社會極大反彈。結果Aespa以「寧寧因流感缺席」為由，在日本網民的罵聲下只安排三名成員出席《紅白》的演出。Aespa是當日唯一一隊沒有出場前接受主持人訪問及介紹環節的隊伍，廣島出身的節目主持人有吉弘行與凌瀨遙更沒有按慣例道謝Aespa（而由NHK新聞主播代行），現場觀眾還指Aespa表演時，有吉弘行與凌瀨遙全程黑面。中國網民反指有吉弘行與凌瀨遙「小器」、「日本人不反省戰爭責任」云云，令網路罵戰持續，仇恨蔓延。
仇恨蔓延正是中日政客樂見的：因為仇恨能為他們帶來強大的政治動員力。只要挑動緊張地緣政治局勢，就可以煽動人民情緒，使他們忘記日本的通脹與中國的失業問題。基督徒不禁會問：為何東亞人民那麼容易被民族主義仇恨衝昏頭腦呢？我認為原因在於現代東亞社會欠缺認罪與赦罪的概念。
中日（以及韓日）之間的民族主義仇恨，當然源於日本侵略史——但這已經是80年前的事了（因此2025年日本各教會舉行——連串終戰80週年活動）。80年對青年來說，理應是遙不可及的概念。偏偏活躍於民族主義罵戰的網民中，不乏從未經歷戰爭的青年；而這種罵戰，卻不見於法德之間，甚至也不見於猶太人與德意志人之間。關鍵的分別在於「罪責」有無得到處理：而在猶太——基督教傳統，這處理方法，就是認罪與赦罪。
由「以直報怨」到「受害特權」
其實古代漢文化圈有其處理「罪責」的方法，只是不是用認罪與赦罪，而是用儒家的「以直報怨」。子曰：「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論語．憲問》）孔子是從人的自然道德情感出發：德同怨皆以德報之，有違人的自然道德情感，使人感到「不公道」。但孔子也反對無止境的報仇，所以劃下「以直報怨」的底線：對他者有何怨，就只正直地根據此怨直接報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殺人填命」。誰殺人，就以這個人填命為終結，以免無止境的報仇。這看似跟摩西律法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相似，但實際不同，因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強調等價交換的「公平」，而「以直報怨」卻是強調道德感情上的「公道」。然而，「殺人填命」這一例子帶出一個問題：即使填了命，人死仍不能復生。南京軍事法庭處決了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三個戰犯，也不能令南京大屠殺的死者復生。一旦發現放大「無法補償」的怨憤，「以直報怨」所帶來的「公道」立即崩壞，變成無止境的尋仇。
失控的復仇所帶來的，就是「受害特權」與「加害罪責」的無限擴大。受害者正因為認為加害者永遠無法彌補過犯，所以永無止境地荷索「賠償」，肯定「受害特權」。而加害者為逃避承受永遠無法還清的罪債，因而索性否定自己有「加害罪責」。這正是當前中日民族主義的辨證結構。前首相已有道歉不夠，年年都要歷届首相道歉，任何外交衝突都要扯上戰爭責任去數算對方不是。於是為了逃避這種尋仇，有政客就選擇否定罪責，甚至刻意挑釁對方，引對方作出失態的瘋狂報復行為。而這個肯定「受害特權」與否定「加害罪責」的最具體體現，就是對戰爭死難者與戰犯合祀的靖國神社。1978年起，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後，「悼念戰爭死難者」的靖國神社變質，昭和天皇（以及後繼的明仁天皇及德仁天皇）亦自此從未參拜，每逢有議員、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即引起中韓極大反彈。但靖國神社至今仍堅拒取消合祀。事實上，中國民族主義正需要合祀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存在，以合理化他們的仇日，使他們繼續可以執行「受害特權」；而日本民族主義者當然也需要靖國神社維持合祀甲級戰犯，將「戰犯」與一般死難者的界線模糊化，淡化「加害罪責」。讀過黑格爾哲學的人，理應可以一眼看出中日民族主義皆為一丘之貉的事實，可惜的是敢於指出此問題的哲學家少之又少。
不過，「受害特權」與「加害罪責」的問題，其實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家田邊元間接提過，此即為「懺悔道」。田邊元是極少數在戰後反省戰爭責任的京都學派哲學家。田邊元發現了罪與懺悔的問題：懺悔不可能是出於自我，而是由他者喚起的：當自我對他者犯下無可彌補的過錯，就只能否定自我。田邊元引述了齊克果《非科學跋》（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的作為「否定自我」的「宗教性乙」之概念：齊克果認為只有基督宗教才有罪惡意識，發現自己必然有犯罪可能而無法彌補，所以必須否定自我，認罪悔改，依靠上帝的赦免。但田邊元不同意齊克果，認為「宗教性乙」非基督教獨有，佛教淨土宗也有，念佛求「他力」進行懺悔也是自我否定。可是田邊元只掌握了「認罪」，卻未能把握「赦罪」：佛陀並無赦罪權柄，而且連佛陀本身也不能阻止惡業帶來的惡報（可能密宗不同意，但禪宗和淨土宗應該同意此說）。
赦罪，不是出於人性
認罪的權利與赦罪的權柄，是猶太——基督教傳統處理罪責的方法：所以齊克果不是全對，他說宗教性乙是基督宗教獨有，但其實宗教性所涉及的認罪與赦罪都是來自猶太傳統。舊約聖經早已清楚表明上主有赦罪的權柄（民十四18-19）。因為上主會赦罪，所以人應該罪求赦免。經上記著說：「那誤行的人犯罪的時候，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他就必蒙赦免。」（民十五28）「惡人若回頭離開所做的一切罪惡，謹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過都不被記念，因所行的義，他必存活。」（結十八21-22）問題在於，舊約時代裡，只有上主才擁有赦罪的權柄。所以在新約聖經裡，當耶穌說「你的罪赦免了」，就立即被猶太人質疑「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路七49）因為他們不認識耶穌是上帝聖子，因而有赦罪的權柄。但更重要的是，耶穌將赦罪的權柄交託給使徒，說「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二十23）而這權柄亦不是使徒個人獨享的，因為聖保羅對哥林多人說，「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林後二10）「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弗四32）這就是說，使徒將赦罪的權柄交給教會內的每一位基督徒。
然而，我們要小心，不要誤解赦罪是出於人性。我們可以質疑儒家只知人性，不知神性，因而沒有赦罪的概念；但是儒家「以直報怨」的想法其實十分合乎人性，因為如果赦罪等於「以德報怨」，這確實是有違人性，既然儒家倫理學只以人性為中心，當然只能否定赦罪。從人來看，罪惡帶來的傷害永遠無法彌補，要赦免罪人，當然不可能。佛教最多也只能叫人「放下」儒家那種對尋求補償的執著，而無法彌補傷害。只有上帝有赦罪之能，這不只是因為祂有審判的權力，也是因為祂能彌補本來無可挽回的傷害：祂連「人死不能復生」也能克服。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也能死而復活。但更驚人的是，耶穌竟然向世人分享這種出於神性的赦罪的權柄：人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主去赦免他人。如果我們錯誤地以為赦罪出於人性，並否定真實的怨恨，強迫自己寬恕他人，只會令自己陷入痛苦。
我們更不要誤解赦罪等於既往不咎，忘記過去；即使是上帝赦免罪人，也沒說過是「既往不咎」。上帝的赦免體現於基督死而復活以為人類贖罪，使人無須承受最大的極刑，即永死，與上主永遠分離。人若不曾犯罪則無須被救贖。所以赦罪絕非忘記過去，而是面對過去。而基督的赦免雖使罪人免於永死，卻不是叫罪人「不負責任」：因為被赦罪還有一前提，就是即使明知自己無法承擔責任補償傷害，仍向上主認罪悔改，表明願意接受責罰、承擔自己能負上的責任，而將不能承擔的責任交託於上主。在這意義下，加害者認罪的權利使其「加害罪責」不至於無限擴大。同時，本來無力赦免他人的受害者，從上主得到赦罪的權柄，並不等於否定自己的傷痛，而是明白對方雖然願意但實在無力承擔最大責任的事實，因而不會將「受害特權」無限擴大，而為追究的程度劃下界線，把審判與懲罰交託於上主。這就是說，認罪與赦罪，其實都是在承認罪惡事實的前提下，把罪「交託」予上主。
片面講赦罪，與片面講認罪
此外，認罪與赦罪不可以單獨理解。認罪與赦罪乃是互依互存：凡認罪者，皆蒙赦免；不認罪者，則不被赦免。亞奎那根據耶十八8「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而指出：「反過來說，若人不實行懺悔，天主似乎也不赦免他的冒犯。」（《神學大全》III.86.2）而認罪與赦罪的根據，仍是公義與慈愛的上主。片面講赦罪，正是今日基督徒（包括聖職）的問題。2025年11月23日，筆者聽過一位主任牧師講了一篇非常奇怪的講道。他竟然提出「如何赦免不認罪的人」這個本身違反基督信仰而不應被提出的疑問，然後他錯解耶穌十架七言的一句「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廿三34）為耶穌赦免那些根本沒有認罪求寬恕的人。此說不僅違反亞奎那的釋經，更直接與耶穌的教導相違，因為耶穌曾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十三3）其次，在聖經裡，「無知」從來不是避免受罰的理由，如何西亞說「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四6）所以耶穌這段「赦免他們」，應如此理解：首先，耶穌明明有赦罪權柄，卻仍要求聖父而非自己赦免那些戲弄與釘死祂的兵丁，顯示就算是耶穌，也難以赦免不認罪者。其次，耶穌這一呼求，最大的意義是把兵丁交託於聖父，使自己不深陷於對兵丁的怨恨之中，而非真的當刻就赦免了不悔改的兵丁，否則就有違救恩論的基本立場：人被上主赦免當且僅當人向上主認罪。
片面講赦罪是部分不認識救恩本義的弱者基督徒的通病，而片面講認罪卻是當代東亞的通病。你到底要人做甚麼，負多少責任，才算是「真誠認罪」，並因而赦免對方呢？中國民族主義者無法回答這問題，因為他們根本無赦罪的概念，總之就有以受害特權迫加害者不斷認罪補償，卻不知沒有赦罪，認罪難以發生。亦正因害怕對方得到受害特權，中國人也不願道歉，以免承認對方為受害者，然後自己要負上無限的加害罪責。Aespa的寧寧就不道歉即屬此例，自然有吉弘行與凌瀨遙也沒有「原諒」人的機會。但同樣問題也存在於日本社會。廣島與長崎原爆的罪責問題，至今仍是日本社會的禁忌。基於美日同盟的政治現實，只有極少數反美的極右分子會以受害特權的角度批判美國：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原爆80年過去，美國至今未曾向日本道歉，日本當然也無法說「原諒」了美國。強弱懸殊的國力把認罪與赦罪的倫理問題壓下去，一旦他朝美日關係或國力差異生變，恐怕極右情緒就如同中國一樣山洪暴發。
基督徒必須令東亞社會正視認罪與赦罪的問題，才能化解歷史仇恨；但這等同與東亞的民族主義當權者作對，因為他們是靠仇恨而活。今日的東亞，有多少基督徒願意冒險宣揚認罪與赦罪的福音呢？這是我在新一年給大家的疑問。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