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起，宣道會恩樂堂（下稱恩樂堂）由宣道會北角堂分植而成。成立之初，恩樂堂便致力為北角區內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食物銀行服務，包括發放食物包、食物券、小食及義務補習等。該服務與聖雅各福群會、家福會、社會福利署及區內教會緊密合作。
在2019年，透過恩樂堂獲得食物銀行援助的家庭只有20戶，但至2022年，援助數字迅速上升至110戶。隨著疫情後的復常，申請戶數雖有減少，但仍維持在平均50至100戶之間。在此過程中，恩樂堂感謝不同熱心弟兄姊妹的支持，並結合政府資源，使服務得以持續推展。
隨著服務的發展，恩樂堂同工發現超過80%的援助申請者為女性。這群女性主要是來自居於北角春秧街一帶劏房的低收入家庭。她們往往扮演著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並面對著照顧者的壓力以及家庭財務困難。照顧者需要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及心力，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的研究（2018）就指出，需照顧70歲或以上長者的家庭，每週花費平均40小時在照顧一事之上。疫情過去，雖然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但婦女照顧責任並沒有減少，例如恩樂堂接觸的一些婦女，因年幼新移民子女仍未能適應新的學習方式和生活模式，需要耗用不少時間及心力在照顧之上。
疫情成為我們思考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疫情期間，當區內出現大量需要物資支援的家庭時，傳統慈惠模式的社會服務確能提供必須而暫時的緩解。但從長遠來看，教會是否只能以慈善團體的角色及手段方能參與社區？更進一步，教會是否能將傳福音與社會服務整合，不再受到二元思維的限制？香港浸會大學的栽種和平計劃為教會提供了新的思維，將和平神學、敘事實踐及社區資本等概念引入，設計出新的服務計劃，並且重點關注婦女和青年群體。
在新思維之下，恩樂堂在既有食物銀行的基礎上，發展了三大基層群體的事工，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精準扶貧的對象，包括：新來港的婦女、劏房戶家庭的基層青少年，以及接受慈惠飯盒的長者。婦女主要來自上述的食物銀行用戶，而基層青少年則是這些用戶的子女或就讀港島的基層中學生，總數超過80位。恩樂堂因而開展了多項事工，如基層青少年及兒童補習班、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的婦女計劃及青年和平訓練等。
我們期望不同群體能夠跨越界限，在社區內（in community）互惠互助，形成一種網狀結構的組織。我們深信，面對貧窮問題，不能僅依賴政府的福利援助，還需動用既有的社區資本。因此，新計劃強調強化及活用6項社會資本範疇，包括：社會網絡、信任與團結、互助與互惠、社會凝聚與包容、社會參與、資訊與溝通。具體內容包括婦女工作：「師傅學堂」及「友醫．友食」婦女計劃；以及青年工作：「北見．不散」、「社區飯堂」及校內教育工作。後兩部份的內容將進一步闡述恩樂堂如何在這些事工中，體現英國神學家韋爾斯（Samuel Wells）的神學思考及社會參與的特徵。
2.1 五幕劇下的敘事倫理
韋爾斯的神學，可以被視為對古典德性倫理的恢復，這觀點稱為敘事倫理。敘事倫理不僅僅是講述故事，它的意義更為深遠，尤其對某些學者而言，敘事倫理和敘事理論探討的，是故事如何影響觀眾和讀者。有些人甚至認為，故事對我們的情感具有治療效果。我們從故事中學習了許多，但敘事倫理的真正深意在於揭示人類本質的更深層面。
嚴格來說，敘事倫理基於我們的道德生活具有故事的結構。我們講故事是因為我們生活在故事中，並從中學習與成長。道德主體的形成，意味著成為自己故事的主角，猶如戲劇中的演員。敘事倫理學要求我們反思：我應該過怎麼樣的故事人生？我們不都渴望一個幸福的結局嗎？
對韋爾斯而言，故事與身份的塑造密不可分，並與基督教信仰、使命和神學息息相關。故事的概念使我們能夠創造性地闡述上帝在世界中的行動，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動態的基督徒身份認同，而這一故事的高峰在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中展現。這表明基督教神學不應僅建立在普遍人類經驗的故事上，而應根植於聖經中描述的具體故事。
韋爾斯將這個故事視為一部五幕劇。第一幕「創造」：上帝的根本目的是與我們建立不僅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同在關係。在實現這種全面的關係之前，上帝不會停止創造。每當我們建立或恢復這種關係，尤其在逆境中，我們就在模仿上帝的旨意。第二幕「以色列」：為了建立信任與和好的關係，我們需要自由。上帝的解放並非讓我們為所欲為，而是讓我們通過建立富有成效的關係來充份行使自由，這正是舊約中盟約的核心。第三幕「耶穌基督」：基督示範了上帝尋求與我們同在的關係意味著甚麼，並為我們的敵意付出了代價。耶穌的降臨、生命、死亡和復活，構成了聖經故事的中心事件。第四幕「教會」：教會在聖經故事和聖靈的勸勉中，努力在解放與盟約的平衡中前行。教會有時會偏離方向，但有時則能感受到上帝的力量和榮耀。最終，教會期待在第五幕「終末」中迎接愛、歡笑和喜樂的彼岸，所有壓迫的力量都將瓦解，上帝將永遠真實地臨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放眼未來，而非沉湎於過去的創造。這意味著從懇求創造的呼籲，轉向展望終末的包容性異象，並重新思考教會在世界中忠誠的見證。簡言之，在有缺陷且受罪惡侵蝕的創造中，上主的國度將我們引入復活的生命，讓差異轉化為互補，最終實現和諧共生。
總括而言，敘事倫理強調故事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認為我們的生活結構如同故事，影響著我們的身份認同。基督教神學應以聖經的具體故事為基礎，並探討上帝與人類的關係、自由的意義以及耶穌的救贖。
2.2 流散敘事下的貧窮倫理
當談到基督教信仰時，聖經是其核心故事的載體，而大多數經卷則是由面對困難的作者所撰寫。韋爾斯特別指出，舊約是在以色列人流亡巴比倫的時期形成的，當時他們面對的問題是：上帝是否仍然忠誠於祂的約定？在這些故事中，上帝是主角，祂的祝福依賴於他們的忠誠。在流亡的過程中，他們感受到上帝的親近，甚至超越了在應許之地的時候，因為流亡者缺乏土地、國王和聖殿。舊約因此反映了他們的懷疑與信念，而流亡的經歷則使他們更接近上帝，迫使他們尋求存在的意義。
新約中的故事同樣呈現出類似的發現。耶穌被釘十字架後，門徒們原本期待耶穌會拯救他們脫離羅馬的壓迫，但在十字架上，他們卻見到了真正的主。十字架上的基督，揭示了更深層次的上主面貌和意圖。韋爾斯認為，這種對耶穌的理解與過去以色列人的經歷極為相似。正是在逆境中，門徒們體會到與上主同在的力量，而這種體驗在其他時刻往往難以獲得。韋爾斯在閱讀聖經時認為八福的經文，展現了人們在逆境中尋求復活的故事。他認為八福就像耶穌的自傳，左側（前句）描繪耶穌的受難，右側（後句）則是關於復活的希望。這種理解需要與經歷耶穌的人同路。
因此，恩樂堂的定位是關注貧困及社會問題，並認為貧窮的根源在於人際關係的破裂，而非單純的經濟因素。在基督教的故事中，聖靈的工作往往在那些經歷壓迫與流亡的人當中顯現。以婦女事工為例，「友醫．友食」計劃不僅為婦女及獨居長者提供了義工配對的機會，還在達到一定參與次數後，讓她們能夠換取區內商店的新鮮食物及免費醫療服務。然而，參加興趣活動同樣不可或缺，因為這有助於建立人際關係。整個計劃旨在促進社區不同持份者之間的互動，這不僅僅是改善經濟狀況。恩樂堂意識到，貧窮人面臨人際關係孤立，而這種孤立的經歷可以追溯到舊約，上主常在那些孤獨的人中顯現。
既然上主總是與貧窮人、受壓迫者及處於逆境中的人同在，那麼，發掘上主的同在需要兩個基本要素：信心和想像力。想像力讓我們知道該做甚麼，而信心讓我們相信，會有人與我們同行。這正是流散敘事下真正的旅程，通過引導參與者回顧過去，發現三位一體的上主總是與我們同在。這兩者也成為應對貧窮的基本要素。
2.3 上主同在敘事下的同在倫理
在這裡，「上帝與我們同在」成為了主題的核心，韋爾斯試圖為此觀點建立神學基礎。對他而言，這一概念揭示了上主的品格、耶穌的身份以及聖靈的工作，並且是基督徒對未來的盼望。韋爾斯認為，上主在歷史中的行動，顯示出一位與我們同在的上帝。事實上，「上帝彼此同在」是三位一體的內在本質，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一視角重新詮釋上主在世上的行動，包括前述的五幕劇。創造的意義在於，上帝的創造行動是為了與我們同在，而關於新天新地的終末啟示則讓我們明白，上帝的喜樂與我們同在，因為我們與祂共享永生。
在舊約中，上主通過向以色列群體頒佈律法，實現了與世人的同在。對韋爾斯而言，耶穌代表了「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最清晰行動，因為祂親自成為人，住在眾人之中。在這一同在的敘事中，即使我們可能感到資源匱乏，但在耶穌身上，我們看到了「上帝的豐足」。在福音書的敘述中，耶穌與他人的接觸往往始於匱乏，例如稅務、群眾的饑餓、法利賽人對儀式的迷戀、不潔的經歷以及疾病帶來的衰弱。然而，這些情況最終轉變為豐盛的時刻，像是滿座的人群和一筐筐的剩菜、病人重獲新生、對有罪女人的無限寬恕，還有撒該新發現的「財富」，這些都體現了充足的意義。
對韋爾斯來說，在耶穌那裡，匱乏、罪惡和疏離會被豐盛、想像力和陪伴所取代。上帝賜予祂的子民所需的一切，使他們能夠「敬拜祂，成為祂的朋友，與祂同吃」。因此，對於恩樂堂而言，陪伴既是實踐的目的，也是手段。餐桌成為促進友誼的場所，也是頌揚豐盛與創造的神的場所。這使我們能夠理解在教會劇目中，由青年人籌劃的「社區飯堂」的意義。他們與婦女協作，讓「師傅學堂」的婦女製作食物，然後由青年人邀請不同群體參加，如獨居長者、街友、中學生及板房戶等，在餐桌中具體展現同在的踐行。
總結而言，韋爾斯提出「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概念，強調這一觀念體現了上主的品格、耶穌的身份和聖靈的工作。他認為整個救贖歷史，揭示了上帝與人類之間的親密關係，創造的目的在於與我們同在。耶穌被視為這一概念的最清晰啟示，其生命中的神蹟和教誨展現了上帝的豐盛。韋爾斯指出，耶穌的死亡與復活強調了上帝的應許，而祂的生活則展示了與神同在的具體表現。對韋爾斯來說，「與神同在」是福音的核心，這一關係不僅是信仰的準備，還是福音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