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看到近日邵家臻先生的新聞，令我回憶起三年多前訪問他的一些片段。

2021年4月的某個紅日，我就著監獄事工的專題報道（參1755期頭版專題）前往當時石牆花的辦公室訪問邵家臻。我當時只是新入行不久，要單拖訪問在社會上如此知名度高，又曾受訪無數次的前議員，實在戰兢。我事前做足功課，亦幸好當日是公眾假期，他有十足的耐性和時間回答我這個記者初哥的問題，所以訪問過程都很順利。但完成訪問後，我的頭腦仍然未能放鬆，不停回想剛才訪問中的細節，在石牆花附近商場內不停來回踱步，半小時後才能消化已發生的事。

現在回想起也不禁嘲笑自己反應過大，但其中一個原因，是從訪問中由衷覺得他是個值得敬佩的人。

當年的專題報道重心在於石牆花的工作，有關邵家臻較個人的一段故事，寫好了卻只能刊出小部份。把較完整的內容記在這裡，希望讓大家更了解他關注囚權的起始，和他對自己召命的看法。

早於大學時期開始關注監獄情況

邵家臻對監獄情況的關注始於大學時期，他分享在大學讀社工時，曾在海棠路男童院實習，當時他很希望從事與少年犯相關的工作。實習後，他一邊從事外展社工的正職，一邊在男童院做了數年義工。直到2016年，他當上立法會議員，並和張超雄在立法會內會開設「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在討論議題時要求政府派員來討論。其中一次會議上，他們討論懲教院所內的青年權利，就在那時，他重拾對監獄事工的關注。

他們提出懲教院所內有虐囚問題，但當時的懲教署助理署長說他完全沒有聽聞過有這些事，也沒表示會調查。他們因此預備更多資料去質詢懲教署，換來的卻是譴責聲明。2019年，邵家臻就帶著這個問題入獄。

他指自己在囚期間經常「舉耙」（舉手），對獄政提出問題和申訴，甚至「單係申訴專員公署，我都寫咗十六封信去。」他笑言自己就像「駐赤柱監獄議員」，因為在囚時，他依然擁有立法會議員身份，收議員的薪金，自然要履行議員職責。雖然申訴是合法合理的，但他都因而受到針對和杯葛。這使囚權於他而言，由一個議題轉變成親身經歷。

他出獄後，還有一年時間當議員，他分享那時有一種意志：「好似周潤發喺《寒戰2》中嘅對白，我跟住落嚟嘅時間咩都唔做，我淨係招呼你一個部門。」他補充，雖然任期內不會真的只關注囚權議題，但他當時想必定會以議員和釋囚的身份「招呼」懲教署，把釋囚的聲音帶進立法會。他曾提出議員動議，建議成立「監懲會」，監察懲教署，但後來因為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所以他的動議到離開之時也未曾被討論。

召命就是活像bottle

邵家臻認為，自己對監獄情況的關注可能和他的成長相關。他自言小時候頭腦蠢鈍，又「黐脷筋」，家境又清寒，所以非常自卑，甚至「自卑到搭巴士都唔敢撳落車掣，因為覺得架車唔值得為我停」。小時的他也覺得「大眾嘢都唔到我鍾意」，所以從小到大，都較喜歡二線、非主流的事，就連讀社工時，最關注的群體都是「底邊」群體――在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人，例如性工作者、非異性戀者、在囚人士；反而很多社工都關注的長者問題，他卻興趣缺缺。「以前無諗過呢樣（監獄事工）會成為我嘅召命；但望返轉頭，又感覺『天意難違』。」

談到召命，他卻提起自己的英文名字――Bottle。因為他的中文名字中有「臻」字（廣東話諧音為樽），所以他便取自己英文名為Bottle。他直言起初改這個名字都是半玩耍性質，到後來才發現這名字的意思：「bottle係器皿，可以承載唔同嘢，至於裝咩，就睇主人想放啲咩。」他說自己的召命，就是「be bottle」。他感嘆自己的人生雖有很多起落，但到現在依然是身心完整，可見上帝的保守，而這份保守為的，就是上帝可使用他這器皿。他認為過往的起跌就是為了打造他這器皿，變得可為上帝所用，所以自己在信仰中有任務要做，而現在的任務，就是監獄事工。

謝謝你對香港的貢獻，願你安息，天家再見。

當年報道：〈亂世被囚者支援〉（《時代論壇》17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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