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傳,是不少教會近年均面對的課題。在經歷過社運、疫情和移民潮的新時代,繼任領袖如何守著傳統之餘,且突破創新,回應時代需要?
繼幾位新手堂主任在上期頭版分享接棒的掙扎與挑戰後,今期有四位教會機構及堂會的負責人:董家驊、夏昊霝、周曉暉、梁國全在講座及訪問中分享承傳之道,以及難處和壓力。但他們認為教會群體可幫助建立信任、安全感,讓繼任人安心和感受到支持。
接棒者要素:信任、安全感、謙卑和勇敢
作為領袖,不時要帶領團隊作出重大決定。台灣的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祕書長夏昊霝牧師在一講座上分享,該機構同工過往都跟前一任總幹事合作了一段時間,故建立了一定信任。但起初夏昊霝接任時,同工們霎時很難完全信任他。夏昊霝舉例,該會每個月需要批核的支出龐大,大概能在台灣購入數棟房子,機構同工一方面要等待他作這重要且影響甚大的決定,但另一方面因突然換屆,同工又難以完全信任他。其後,他花了幾年時間認識同工並建立關係,發現同工比他更專業和厲害。他亦告訴同工「請你們做我的大腦,我做你的嘴巴」,讓他們教自己怎樣做。夏昊霝補充,這不代表他不會做決定,只是必須學習做一名「學生」,而非領袖。
除了信任感外,夏昊霝認為安全感對繼任者亦十分重要,當上一任花足夠時間和努力培育繼任人,讓他知道自己能做得好,就會感到安心。
夏昊霝
世界華福中心(下稱華福)總幹事董家驊牧師亦認為,若然要讓繼任者有安全感,上一任也必須是有安全感的領袖:當上一任有安全感,就能創造空間予下一任。董家驊說,在上任前與前總幹事陳世欽牧師有兩年重疊期,但他不熟悉陳世欽。當時董家驊以「候任總幹事」一職服侍,會感害怕和擔心;但陳世欽給予他足夠空間,在改革時與他一同討論,讓他發表意見。例如陳世欽曾與他商討有關華福雙月刊的事宜,董家驊當時直言刊物作用不大,建議停刊,陳世欽最後亦接納意見,決定在其任內停刊,主動承擔責任。董家驊認為,陳世欽其實大可不用背負所有壓力和指摘,待自己上任後才停刊,但陳世欽卻沒有如此。當下一任看到上一任如此無私的時候,便更能尊敬及渴望仿效他。
董家驊認為,作為一個接棒者,需要謙卑和勇敢。繼任者接棒時因帶著眾人的期待,會希望證明自己的能力,但服侍從來不是如此,反而是謙卑地聆聽上帝的旨意和群體的需要。同時,繼任人時常因害怕犯錯而不敢改變,然而接棒也意味著願意承擔起上帝託付在這時代的使命,需在新處境勇敢前行。他又指,華人時常用謙卑為藉口,不去承擔及做事,讓自己有「假的安全感」,但勇於承擔才是真正的謙卑:「謙卑是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如果上帝要把我的這一生這樣用,是上帝的決定;如果這是上帝的呼召,當我們說要擺上一切,便需連自己所珍惜的一切都放下。」
非創造新風格 真誠更為緊要
新領袖如何能跟隨上一代的傳統之時,且有所突破並建立自己的管理風格?董家驊表示,隨著時間推移,領導者的風格會漸漸流露出來,因此,新領導者並非要創造甚麼風格,而是要真誠。他分享,尚未上任時曾被朋友問到「前數任總幹事已經如此厲害,你還能做些甚麼?」他當時坦言不知可作甚麼。但後來他發現華人教會領袖均有「高處不勝寒」的孤單感和缺乏安全感,所以認為若上帝給他五年時間,每個星期他能因著彼此相愛的教導,接觸其中一位帶領者,福音已能在關係中展現。
被問到領袖最不能犯的錯是甚麼,夏昊霝認為是「覺得自己不能犯錯」。他指,教會或事工機構領袖一定要接受自己是會犯錯,因為完美是不可能的,而所有事情的進展皆靠從錯誤中學習,只是有些錯非顯而易見,故未必察覺到。
董家驊補充,另一不能犯的錯是「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和無知而不認錯」,而認錯在某些情況下,其實是最好的回應。為了避免不認錯,他會不時訪問擁有不同專業的肢體,請教他們自己不懂的事;在聆聽別人的分享時,亦會讓他知道自己的錯誤及不足。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主任周曉暉牧師則認為帶領者不能自視過高,要以謙卑的態度服侍教會,服事神。
董家驊
反思事工存在意義 拒絕「硬撐」
周曉暉形容在接任時面對「約書亞的難題」 :摩西和約書亞曾經同工,在不同的時代帶領同一群人;他在接任後,前堂主任繼續留在教會,兩代同堂的情況令他擔心會眾會有負面的反應。他又指,在前堂主任的影子下很安全,但他上任時,經歷社運、疫情和移民潮,與之前的處境很不一樣,故不能一味跟從以往的做法,反而需要思考如何能在新的時代,實現上帝讓他看見的異象;正如約書亞的使命是要過約旦河,跟摩西的使命不一樣。
周曉暉
董家驊補充,交棒傳承從不是著重事工、人脈和資源,而是使命,就像摩西和約書亞所作的,從不是單靠他們自身能力,而是剛好上帝在那時選擇了他們作祂的工。他又指,每一代在回應處境所使用的方式都不同,然而,使命和上帝的作為是不變的。董家驊亦分享,作為繼任人有不少挑戰,例如他在擔任華福總幹事前對華福的認識甚少,甚至如今仍沒有參加過華福大會;而每個人對華福都有不同的想像和期望,他起初希望能滿足所有人的期望,最後卻令所有人失望,使自己十分痛苦。隨後他發現,聆聽大家的期待固然必要,但更需要找到華福一開始存在的意義和使命。他亦曾擔心二〇二六年的華福大會未能達到會議目的,會浪費各個地方信仰領袖的時間,故曾打算取消,但經過思考後,認為會議的意義是清晰的,能否達到目的只是方式的問題,遂決定繼續舉辦。
夏昊霝認為,接任者不用一直想著「如何做」和「做甚麼」,而應多思考「為甚麼」,即事工的使命和存在的意義。他指,群體的使命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完成使命後「硬撐」,但他父親(夏忠堅牧師,前任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祕書長)曾告訴他,「如果我們的機構完成了神給我們的工作,下一步就是把它關掉」。他認為,達到目標的方法有很多,也會因應環境而不斷地改變,但使命不會,所以領導者必須不斷思考事工和群體使命的關係,以免偏離本意。周曉暉亦認同接任者需認清事工或堂會的使命和異象。他指,接任者希望教會或事工機構繼續存在不應是為了「續命」,而是因為知道上帝要在這個信徒群體間擔任甚麼的角色;當自己釐清後,就要讓會眾明白,及後匯集各人的努力,實踐該教會的使命。
夏昊霝亦提及,很多時候牧者會沿用以往的方法,是因為傳統而堅持及繼續跟隨,但傳統存在的原因從來不是那些事或做事的方式,反倒是著重背後的使命。如果事工和其方法已經不能於這個時代實踐使命,就需要改變。
上一代不放手 因怕被遺忘
董家驊指承擔是不容易的,起初他不明白上一代為何不願放手,後來知道不是因為權力,而是擔心放手後就被遺忘。他認為每個人都渴望有歸宿和被愛,若然那位信徒領袖上任時是眾星捧月,退任時卻不被關注,他便很難放手。但要解決不肯放手的問題,不只是領袖自己要改變,而是需要改變整個教會文化,因這種文化是一步步透過惡性循環造成,故改變也需一定時間。他認為,傳承者需要學習在基督裡獲取安全感,這樣便能更願意去愛和放手。而當下一代感覺被上一代用心和刻意栽培的時候,就更容易記得上一代,也自然會更願意承擔。董家驊亦分享與陳世欽出席一個聚會時,陳世欽曾提及自己的生命狀態,向會眾坦言交棒後的失落。他認為這種坦誠是一種智慧,並認為傳承者需坦誠面對生命的不安全感,在恩典中面對自己真實的狀態。
夏昊霝則認為,上一代雖不肯放手,但不至於一點空間也沒有,故下一代可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把握機會去做上一代未能做到的事。
周曉暉強調建立系統的重要,指很多時候並非牧者不願放手,只是他們不懂如何放手,倘能建立完善的人事制度則能避免此問題。董家驊同樣贊成制度能帶來保護,又舉例:華福總幹事一任五年,最多只能擔任兩屆,他上任前曾提議已連任兩屆總幹事的陳世欽再多做五年,惟當時陳世欽卻回答:這個制度有它的智慧。董家驊及後明白,當一個領袖擔任領頭人過久,事工就會綁在人上,定期換任亦是在保護事工。
夏昊霝亦贊同,並指自己的父親多年來一直在機構中「去夏忠堅化」,希望群體事工不與他個人掛鉤。而他現作為祕書長,為了避免此問題,也開始培養繼任者,惟害怕過程中會有人離職,令自己產生很大的不安全感。
對於培養繼任人,周曉暉則建議信徒領袖以不批判的態度,細心觀察上帝安排了何人在團隊中,並思考如何能補足候選繼任人的不足。他指,接棒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一整代人的事情,如同約書亞傳給十二支派一樣。作為傳承者,需要讓繼任人知道自己可以犯錯,並給予犯錯的空間,才更有機會在環境內成長及磨合。
(上述內容取材自十月十一日由逾二十間堂會及機構舉辦的Oneness Conference 2.0「建立團隊承傳繼任」環節。)
上述三位均提到接棒時的難題,例如「兩代同堂」、如何承傳團隊的傳統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下稱教新)總幹事梁國全傳道也有遇到相似情況。但他發現,當慢慢找到自己定位後,便能適應總幹事的崗位。
梁國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讓接棒者找到「我是誰」
梁國全接受本報訪問時分享,從胡志偉牧師手上接棒時,曾感到壓力,因為他們兩人是非常不同的人,胡志偉牧師多年來就不同社會和教會議題積極發言,他則是一個關係型牧者,擅於組織網絡,較少撰文。加上大家對教新總幹事的崗位也有一定期望,總不免會將他與前任有些比較。可是他認為,自己已是相當幸運,因為教新原本已有一批穩定支持者,而自己是逐步升任至總幹事一職,一路走來,也有不少前輩關心他。
雖然梁國全在接任總幹事之前,已經在教新任職幾年,可是上任後仍有一段時期感到不太適應,感覺迷惘。「頭一年(要)很大適應。」當時胡志偉已經退休離港,上任不久後的梁國全感覺空洞,而那時又正值疫情期間,好像一切都難以推動。「當時我曾感到無力、孤單,是低潮期,在想『香港教會更新運動還有甚麼前途?還有甚麼可做?』」另一個適應,則是要帶領整個同工團隊,以教新為例,機構只得他一個教牧,其他則是行政和研究同工,除了是眾人的上司,也要承擔牧養角色。
經過一段適應和迷惘期,梁國全慢慢靠著上帝尋得方向,找到自己的角色和應做的工作,並看見上帝給他的肯定。當時代多變,他便在原本五年一度的香港教會普查以外,額外推行二〇二一、二三年的跟進調查,幫助大家更能掌握巨變後香港教會的情況。還有繼續為不同教會進行「自然教會發展」(NCD)診斷、「時代僕人」培訓,幫助教會有更健康的發展、牧者們有交流和學習的機會。這些工作慢慢讓梁國全看見意義所在,也具體對應著這時代中香港教會的需要。
梁國全亦由最初支援班底未成形,只有機構本身的支持者,到慢慢建立自己的支持網絡,有同行的同輩牧者,也認識了一些年輕牧者,互相激勵。
一段時間後,梁國全亦將胡志偉在教新網站的「本週評論」,改成「時勢牧言」,著重分享每週工作的感言,並邀請更多牧者一起撰寫。他形容,找到「我是誰」後,困局就得以突破。
現在上任差不多四年,梁國全已適應崗位,但身為機構領袖,也要不斷學習操練信心,辨識甚麼是仍可改變的事。他分享今年最擔憂的是機構的經濟,年初時他曾作出奉獻呼籲,財政情況有所好轉,但不久又出現危機,包括面臨折薪及流動現金不足,幸好最終也能度過危機。他覺得這是對領袖的考驗:「到底在缺乏之時,我的屬靈狀態、或情緒狀態怎樣靠著神去度過?」他在其中有不少反思,再次醒覺需要倚靠上帝,而不是單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