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政府宣佈將在今年八月實施垃圾徵費，市民可以如何部署？減少垃圾、分類回收、拾荒勞動，乃至關懷上主創造，這些議題其實都是環環相扣。在二月廿一日，基督教協進會的生態關懷事工「人間學苑」舉辦分享會，邀請了綠惜地球的鄭茹蕙以及關注拾荒議題的「拾平台」趙日輝，一起思考如何面對城市的「垃圾」文化。趙日輝提到，垃圾徵費其實是反思如何改變生活習慣的契機；鄭茹蕙則期望不讓最貧窮的一群承擔環境污染的後果。
鄭茹蕙表示，根據政府二○二二年的數據，香港人每日棄置過萬噸（即是473輛雙層巴士的重量）垃圾到三個堆填區。她指，香港棄置的垃圾，包括塑膠、紙料與主要是廚餘的「易腐爛廢物」三大類，從二○一三到二○二二年，廢物數量一直「穩步上揚」。
鄭茹蕙解釋，垃圾量很難下跌的關鍵，是因在香港「買得快、丟得快」的「貪方便」消費生活模式，以及在香港扔垃圾「零成本」；食環清潔工同樣「清得快」。剛扔掉的膠樽，很快就被運走，街道變得乾淨企理，「（扔垃圾）好似唔需要付代價」。
「唔使負責」，就沒有動力思考如何減廢。鄭茹蕙舉例說，書紙、報紙的家居回收率特低：不少小學生的飯盒，也只是「食咗幾啖就扔」。另外，千人盆菜宴這類盛會，其實可以申請政府的免費餐具，毋須浪費即棄餐具，只是我們沒用心去找罷了。
「垃圾」當中，還有不少可以回收的「資源」，例如膠袋、膠樽、發泡膠、紙皮等。鄭茹蕙卻指出，即使有心分類，香港舉辦活動的場地也未必有合適的支援設施，以至許多可回收的資源，最後仍被當做垃圾送去堆填。
所以，其所屬的綠惜地球推動環保的工作，希望企業舉行的短期大型活動，例如馬拉松、越野跑、展覽、演唱會等，都可以減廢、減碳，以及山野無痕。鄭茹蕙認為，回收箱、垃圾筒應該「拍住上」，回收箱可以用較鮮明的顏色，如果照用黑袋和綠箱，「你加咩標籤都無用，市民照當係垃圾筒㗎喇」。她又觀察，近年市民的回收意識進步不少，負責提醒市民分辨清垃圾與回收資源的義工，其工作已輕省不少。
她提議，舉辦活動前，可以思考幾個問題：是否必需？是否合適的數量？有沒有可以重用的選擇？可以回收嗎？現場可否支援回收？鄭茹蕙續指如果可以事先聯絡可信任的回收商，或者拾荒街坊，即使是大型活動，也可以剩低甚少垃圾，如果按一件大型垃圾十一元的計算，不過數百元。
鄭茹蕙
站在垃圾分類前線的拾荒群體
趙日輝說，垃圾徵費前，市民「一早已經（為處理垃圾）包緊底」──政府每年堆填區的耗費，合計起來能興建一條公共屋邨，而「綠在區區」也是動用公帑興建的。除了市民，還有另一班人默默勞動，就是拾荒的一群。當中拾荒群體的勞動角色，不可或缺，有兩成的廢紙量，是由他們幫忙分類。
可是，被「拾平台」視為「環保前線人員」的拾荒者，卻被社會排斥為「從事厭惡性工作的垃圾婆」，甚至被指令環境污糟，被票控亂拋垃圾、被充公車仔。拾荒者貧窮、有病痛、孤獨被指無家，這些「關懷貧窮」視野內的觀察較易察覺，但制度上的排斥、污名，卻更難看見，也更難處理。
不論是回收舖，還是二○二○年政府推出的「三紙回收」，每公斤紙皮的最低價格只是七毫子，收入雖然穩定，但穩定地低。可是，趙日輝認識一位街坊，車仔上堆疊的紙皮，每張都整齊得「起角」。街坊笑言是苦中作樂，但同時也是知道自己回收紙皮的意義，才能如此認真。趙日輝看來，這堆紙皮「像藝術品一樣」。
「拾平台」亦不時邀請拾荒街坊做「真人圖書館」，向學生或公眾分享自己的故事。街坊收集的紙皮，有時也能做出「再生玩具」，讓孩子分享街坊勞動的成果。如果有需要，同工也會設計手作，例如用地拖棍做拐杖，或改良手推車，甚至為街坊提供物理治療，卻並不計較是誰幫著誰。
趙日輝
垃圾徵費幫助思考減廢
趙日輝認為，一講起垃圾徵費，大家就緊張「條數點計」，因為香港人一直疏於思考怎樣減廢，「每個人都承受緊後果」。與其責難政府推行垃圾徵費過急，趙日輝認為，不如視之為反思如何改變生活習慣的契機。他明白改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家都知有多困難，但即使不能不製造垃圾，至少可以做好回收，減少垃圾。
鄭茹蕙補充，不能不製造垃圾的人，尤其是大戶，應該負上相應的責任，不應讓最貧窮的一群承擔環境污染的後果，也不應「濫用」在前線做垃圾分類的拾荒者。將來推行垃圾徵費，拾荒者分出來的垃圾，「邊個埋單」？趙日輝說，肯定不會是商戶，而是拾荒者。
沒有生活習慣的改變，垃圾徵費只會造成廣大市民的財政負擔。但基督教環保組織「生命草」的林慧琪為講座總結時說，「香港人不缺知識、技術，既然咁叻走精面，其實調返轉嚟睇，一定有本事照顧呢個上帝創造本來美好、無一樣嘢係垃圾嘅世界。」她認為，只要保持思考，念記因垃圾而受苦的生靈與鄰舍，大家就可以走下去。
是次聚會為「垃圾收費，誰要埋單？」分享會，於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心堂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