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訴諸暴力，無差別傷害平民，並認為暴力可令對方投降時，開戰者和參戰者都已慘敗給邪惡勢力。邪惡勢力不只令我們相信暴力是有效的，更讓我們陷於二元思維中，以敵我關係相處，選擇站在其中一方。例如，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中，二元思維傾向同情其中一方，視另一方為施暴者。相反，公民友誼的開放性，正要打破二元思維定下的界線。

拒絕敵我思維，對抗破壞友誼的暴力

在公民友誼下，若我作為巴勒斯坦人，我會為以色列的受害者流淚和存著慈悲，譴責哈馬斯的作為；同樣，若我作為以色列人，也會為受傷害的巴勒斯坦人流淚和存著慈悲，譴責以色列政府的還擊。公民友誼打破由國家對我們身份的界定，以友誼跨越國家和民族界線。事實上，有生活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朋友，從不視對方為敵人。

公民友誼是友善行動，並不激進，但政府會認為公民友誼很危險，甚至要控告他們叛國，因為他們拒絕敵我思維。或許，這危險令很多人保持旁觀或中立。但公民友誼不容許我們停留作為旁觀者，因為旁觀者的中立是漠不關心多於中立。事實上，衝突中的受害者多是平民，他們被施暴者用作贏取政治訴求的工具。以色列如是，哈馬斯也如是。公民友誼呼喚我們，以友誼的心對待那些受害者，其中包括人道救援、和平行動、無條件的接待和祈禱。公民友誼不是不懂政治形勢，但拒絕將人安置在政治形勢內。

除了直接伸出援手外，公民友誼必須對抗以暴力破壞友誼的邪惡勢力。不論巴勒斯坦人受到如何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對待，傷害無辜以色列人，此舉絕不可以接受。哈馬斯組織解釋，以色列人要承擔以色列政府的罪，因為他們給予以色列政府合法性。若是如此，以上邏輯也可以是今日以色列政府轟炸加沙地帶的理由，即巴勒斯坦人要承擔哈馬斯的行為。公民友誼是國際的，當下不同的組織要站出來，共同譴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暴力，並呼籲哈馬斯釋放人質，要求行使暴力的雙方停火。

宗教，在民間和民族之間

威脅公民友誼最大阻力之一是民族主義，尤其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近代極端例子之一是希特勒建構雅利安族（Aryan）的優越性。他看雅利安民族的利益比其他民族重要、雅利安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結果是他們失去建立公民友誼的視野和動力。

話說回來，是否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都缺乏公民友誼？國家出現是跟土地界線有關，而界線就界定了政府對甚麼人才有責任。國家不會主動實踐公民友誼，所以，民間力量是重要的。國家需要從民間學會公民友誼，多於公民從國家學習公民友誼。

宗教本身的普世性，使它更能挑戰狹隘的國家主義。弔詭的是，像任何組織一樣，宗教本身也有其狹隘傾向，以及非人道的教義，例如原教旨主義（基督教的時代論、猶太教的錫安主義、伊斯蘭教的聖戰）。所以，宗教沒有不接受批評的理由，尤其在社會衝突上，宗教不應成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延伸。例如，俄羅斯正教會不是普京「俄羅斯世界」（Russkiy Mir）的延伸，基督教不是以色列錫安主義的延伸。

在血淚裡的團結

公民友誼關乎團結。教宗方濟的《眾位兄弟》通諭對團結有這樣的理解：

「團結源於領悟到自己對他人的脆弱負有責任，並尋求共同締造未來。團結關懷的具體表現就是服侍，亦即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關顧他人……在這樣的服侍中，每一個人都應在脆弱者的凝望下，放下自己的需要、期望和對權力的追求。……服侍弟兄時，總是要看著弟兄的面容、觸摸他們的血肉之軀、感覺他們的接近，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下，為此而『受苦』，並尋求提昇弟兄的生命。因此，服侍絕不是意識形態而已，因為服侍的對象不是思想，而是人。」（第一百一十五段）

跟公民友誼和團結相關也是教宗方濟所說的「流血使我們合一」（ecumenism of blood）。這讓我們認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作為關係性本體的人。這是保羅所說，「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6，《和合本修訂版》）我們一同受苦，不是因我們認識受苦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而是因他們流血了。我們一同受苦，不是因我們會因這場戰爭而經濟生活受損，而是因他們臉上的眼淚和慌張使我們動容。流血和受苦奇妙地連繫了我們，將陌生的我們變為命運共同體，並從中萌生對流血和受苦者的慈心和悲心。

慈心是對人的愛和關心，並給予快樂；悲心是同感其苦，從中產生的憐憫，並拔出其苦的勇氣。發動戰爭者以流人血的方式，表現他們的權力和可怕，但誰不知他們使人流的血，卻使我們合一和團結。不同國家的人，努力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提供不同協助，絕不讓他們無望地流血至死。反諷的，團結也是邪惡力量會用的概念，深化仇恨，尋求報復。因此，團結不只是合作，更需要受道德指引，其中是公義、寬恕和友誼。

公民友誼，由旁觀者開始

最後稍為一提是友誼在國際關係的角色。近代學者引用本體安全論（ontological security）來解釋國際關係。簡單來說，國家感到本體不安全，使它在國際關係採取較敵意、不合作和疏離的看法。要改善一個國家的本體不安全方法之一，是建立國際友誼，改善國際關係中的不信任。從此看來，公民友誼不停於微觀層面，更在宏觀層面有一定角色。

總的來說，公民友誼是對他者的開放，並與他者團結，尤其那些受苦和受壓迫的他者，但拒絕給予仇恨和戰爭藉口。

本文只集中討論提供想像資源範疇中的其中一個可能——以公民友誼回應社會衝突。公民友誼塑造一種視野、生活和實踐，打破敵我二元思維。然而，要受害者視加害者為朋友是不切實際的，所以，公民友誼主要是寫給路過的人。路過的人或多或少都被拉進衝突中，他們不是以評論人角色參與，而是以公民友誼之手參與。踐行公民友誼者也不只是和事佬，他們更視受害者的和加害者，都可以是他們的朋友。他們以關懷和愛惜踐行公民友誼，為衝突雙方製造空間和下台階，這是漫長之路。公民友誼只是一個想像資源，我們不需被它限制，反而可以從中進一步思考和發展更合適的模式，實踐回應社會衝突，促進一個和平、公義和仁愛的社會關係。

（原載作者網誌，蒙允准轉載。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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