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語源最早能追溯至十七世紀早期，但民族主義在歷史上卻非陌生，從不乏以民族之名對他族進行區分、矮化，甚至征服及屠殺。即便到了近代，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也實施近五十年，直到九十年代才停止。
中東地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複雜。多年內，巴勒斯坦對以色列人進行襲擊，而以色列亦對巴勒斯坦人實行圍牆的分離政策，雙方積累逾半世紀沉重血債，兩族不會接受對方，亦難見復和𥌓光。
新約中猶太人的民族優越感
新約聖經中的猶太人對自身民族性亦有強烈意識。保羅稱他的猶太弟兄「倚靠律法，以上帝誇口，知道上帝的旨意」（羅一17-18），而保羅成為使徒前，似乎亦是強烈的民族熱誠者（徒廿二3），大可誇口從傳承而得的榮耀（腓三3-5）。另一例子，當上帝三次以異象差使彼得去傳福音給外邦人時，彼得感到難以置信，無比驚訝（徒十一）。
事實上，上帝的福音正是令人驚詫的福音。北森嘉藏辯證教會漸已遺忘了當初福音帶來的詫異感：「見證福音所背負的使命，是讓應當從福音之中產生的驚詫，以其應然的形態產生出來。比起其他的信息，『上帝的兒子死了！』這信息最配得上『驚詫』……自從教會與神學對這信息不再感到驚詫，至今持續已久……對今日的教會和神學而言，最緊要之事莫過於再找回這份驚詫。」（《上帝之痛的神學》）
然而，保羅在羅馬書論證驚詫的地方，不單是上帝的兒子為罪人死於十字架上，使罪得赦── 一種個體得救的議題；更是叫萬族，不在分血裔、膚色、文化、歷史，都合一歸在上帝的國中，稱對方為家人的驚詫。
福音裡叫人驚詫的信息
保羅在羅馬書首兩章，突破猶太人因自己民族，在萬族中被上帝所揀選，而感到為榮的價值觀。實際上，上帝藉著祂兒子的死，把所有信基督的人都稱為義，納入在上帝子民的身份當中。
因此，保羅至少作出了兩個重要的突破。首先，如上文所述，他突破了猶太人對上帝子民固有範圍的概念：從一族擴大到萬民，也顛覆了猶太人過往得以成為上帝子民身份的榮譽感。
其次，是對「義」的認知（若從保羅新觀的角度，也許當時猶太人沒有太大的詫異）。從傳統福音角度，理解「義」的面向，是一種從法庭理解的角度是否有罪的「義」（guilty or not guilty）；而若從上帝接納萬民的向度去看，信上帝的人，為上帝所接納，就被上帝稱為義（羅四17-25）。「義」便是一種接納與否的問題，保羅突破只有猶太人才（能因上帝的律法）為「義」的民族。
若然如此，保羅的重點就不僅僅是說明，人所犯的罪如何被上帝解決，而是上帝如何接納和包容所有從前不能納進神的國裡的罪人（外邦人）。
福音使人和好的驚詫
概括來說，保羅在羅馬書首兩章釐清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也同樣犯罪，同在上帝的憤怒和公平的審判之下；第三章強調公平的上帝不單作猶太人的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第四章辯護如何才算為「義」──因信的人才是上帝所稱義的人；然後第五章更把論述推到一個嶄新的視域：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也就藉著他以上帝為樂（亦可譯作：以上帝為榮／以上帝誇口）。」
保羅辯護，外邦人因著信，被上帝稱為義、被納作上帝的子民、與上帝和好，因此便能以上帝為榮耀。如果福音為外邦人帶來以上的福份，那麼猶太人一直以之為榮的，還有何誇口之處？
上帝的福音徹底顛覆猶太人一直以來以自己是上帝民族為榮，排他性的優越價值觀。但更重要的是徹底顛覆了大家對福音的想像，保羅申述的福音，所關注的不僅是「我是否義？」的個體性問題，更是「誰是我的家人？」的群體性問題──誰是上帝的子民的問題。
福音的大能，帶來萬族與上帝的復和，也帶來萬族與萬族的復和。的確，從現在來看，這是難以想像的，但正是這種難以置信的想像，便是上主的福音的大能，就是叫人驚詫的十架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