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覺得圖書館有書下架是文化大倒退，我必須向你潑一盤無可奈何的冷水，香港圖書館雖然一直掛著「公共」的名目，但圖書館從來都不屬於公共，而屬於政治。比起圖書館還餘下多少本書，我更在乎真正的文化繼承者。
Library一字從拉丁文Librarium演化而來，意為「放書的地方」，亦即是現今的圖書館。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例如巴比倫、埃及等地，都是早期圖書館的重要起源地，我們偉大到核爆的祖國相傳自夏朝起，便已經有第一個「放書的地方」。而圖書館的主要用途之一，本來就是用於紀錄地方文化的偉大（至少他們的領主認為自己民族的文化足夠偉大）。
就以世界上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亞歷山大大帝圖書館為例，終年只得卅二歲的亞歷山大大帝（356-323BC）畢生好戰，在戰場上從未被擊敗，然而亞歷山大大帝的好友、一同遠征波斯的部將、後來更成為近東統治者的馬其頓國王：托勒密一世，便以亞歷山大大帝這個充滿鮮血的名稱，於埃及尼羅河流域建立一所以其命名的圖書館，目的就是在整個已知世界推廣希臘文化，後世將之稱為文化帝國主義或文化殖民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馬其頓國王以「圖書館」之名，把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加諸在其他相對弱勢的國家和地方身上。
回溯香港的脈絡，普羅大眾對圖書館的印象，的確與「公共」文藝氣息相關，但歷史為我們揭示它的另一個功能，更可能是透過可流傳的著作去傳頌當權者自己的神話故事。當藏書隨主權移交而改變，與其說圖書館是一個呈現公共故事的地方，倒不如說它是一個呈現私人品格的地方。從一個地方的藏書，你可以多少窺探到該地方、該學校、該宗教甚至該國家的「人格」，可以窺探到她重視甚麼，又或者希望忘卻甚麼。
對於香港失去了更多，我必須坦誠地表示，自己已經沒有太大感覺，畢竟香港失去了的已經夠多。對於如此風向，我並不害怕所有書目都被消失，就借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George Santayana的一句話：「遺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對於big brother進行「修整文化」的工作，在最困難之處，我實在要跟你俗套地說句：「係你未死，係我哋呢一代人未死」，因為共患難的人自然成為文化的繼承者。我們本身就是這些被禁的書所描寫的內容，我們所經歷的就是這些禁書的脈絡，我們所壓抑的就是這些禁書希望留住的精神。
因此我害怕的，是香港失去了你。
（原載《低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