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企圖暗殺被稱為「普京的大腦」的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引起了我對他的「哲學」的興趣。我本來對俄羅斯哲學一無所知，但在搜尋他的哲學理論系統之後，即有驚人的發現：令我意外的，並非他曲解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理論，而是身為舊禮儀派（old believers）東正教徒的他，竟然同時是個「新異教主義者」（neopaganism），以迎合其歐亞主義（Neo-Euroasianism）的政治主張──俄羅斯要建構一個代表大陸的「歐亞帝國」以對抗大西洋的西方自由主義陣營。
杜金的主張之所以引起我的警覺，是由於撰文之時，我正在預備課程「耶穌成全華夏文化？基督宗教與華夏哲學」，討論謝扶雅的本色化神學；可是，謝氏卻極力反對民族主義。基督信仰固然需要本色化，但卻不能犧牲其普世性，將作為普世救主的耶穌基督「國有化」為一個民族神，甚至以此合理化對外侵略戰爭。偏偏杜金高調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主張對外擴張，完全與基督信仰背道而馳。到底杜金信的是甚麼呢？
杜金真的相信東正教嗎？
根據資料，杜金在六歲才受洗加入俄羅斯正教會，然而他在一九九九年卻改信舊禮儀派。1舊禮儀派是指一群因反對一六五二至一六六六年間莫斯科大牧首尼孔的宗教改革，而脫離俄羅斯正教會自立的極端保守派信徒。當時尼孔大牧首為使俄羅斯正教會禮儀與希臘正教會一致，修改禮文書的細節，例如禱告由跪拜改為鞠躬禮，「哈利路亞」由重唱兩次改為重唱三次。舊禮儀派堅持俄羅斯的傳統習俗，禮儀使用教會斯拉夫語，無法接受尼孔大牧首這些改革，因而脫離俄羅斯正教會。
在神學上，尼孔大牧首的禮儀改革，應被理解為在禮儀上走向「大公」：希臘正教會和俄羅斯正教會既然都是同屬一共融的教會，禮儀上相似實無不妥。反之，舊禮儀派拒絕「希臘化」改革，因而至今仍拒絕與普世的正教會共融，實際上就是拒絕了教會的「大公」。
然而，杜金同時支持復興「斯拉夫傳統信仰」的異教主義，因為對杜金來說，最重要的並非信仰的是基督宗教還是異教，而是他們都是古代的「東方神學與神祕潮流」（Eastern theology and mystical currents）。2杜金提出所謂的「第四政治理論」，主張復古；他不但對抗無神論和唯物主義，還批判基督宗教的一神論：
如果對於第四政治理論來說，新時代的無神論再不必然，那麼曾經取代其他神聖文化（sacred cultures）的一神教神學，亦非終極真理（或者說，或是或不是）。理論上，沒有甚麼能夠限制描述遠古以及過去的價值的深度，只要得到充份認識和理解，這就可以作為新意識形態建構的特殊地方。消除調整神學以適應現代性的理性主義的需要以後，第四政治理論的載體就可以自由地無視那些被一神論社會的理性主義（尤其後期）所影響的神學與教條元素。後者令自然神論出現在基督宗教歐洲文明之上，隨之而來的在現代化進程裡的階段性發展是無神論及唯物論。3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檢視杜金聲稱「無神論與唯物論源於一神教」的指控背後有何理據。但從上述引文可見，杜金將當代西方的問題歸咎於基督宗教這個「一神論宗教」，而他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否定「現代性」，使國家毋須為現代化而困擾。現代化一直是十九世紀以來東方和西方所關心的議題：西方面對的現代性問題主要是科技進步對個人及社會的價值衝擊，而東方則是如何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張力。雖然杜金不敢言明反對基督宗教，以免得罪俄羅斯正教徒，但從上文理路，我們不難看出，他對基督宗教的評價很低。
為何杜金暗批基督宗教呢？因為基督宗教的普世性或大公性與其民族主義思想相左。杜金同時支持舊禮儀派及新異教主義，不是基於基督宗教的神學立場，而是基於民族主義政治立場：兩者都是俄羅斯獨有的。但基督宗教卻是向普世開放的信仰：華人、日本人、俄羅斯人可以用不同的禮儀傳統、不同的神學去實現相同的基督信仰，實現合一非劃一，但杜金反對任何形式的合一。這跟丹麥神學家管德田（N. F. S. Grudtvig，1783-1872，參1761期眾議園作者文章）的神話研究或是謝扶雅的本色化神學相去甚遠。管德田力證北歐神話是上帝的啟示，可以說是「以聖經注神話」。謝扶雅力圖以華夏傳統理解上帝的啟示，可以說是「以六經注聖經」。但杜金根本不關心聖經，只關心俄羅斯民族主體：無論是東正教還是異教，都只是對抗「普世」、實現「歐亞主義」的政治工具。
杜金對抗「普世主義」的「哲學」
雖然杜金被稱為「政治哲學家」，但他的哲學基礎似乎很薄弱。Millerman的博士論文稱，杜金受海德格影響。4雖然海德格本人支持納粹德國，驅逐其恩師、猶太裔哲學家胡塞爾，戰後亦拒絕向猶太人道歉，其政治立場或與杜金相近，但這不代表兩者哲學立場相近。杜金轉化海德格「此在」（Dasein）的概念，用於地緣政治。根據杜金本人所述，西方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文明代表傲慢（ὕβρις）的以地（代表無神論、理性主義）對抗天（代表神祕主義）的「泰坦主義」，從而建構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原子化普世主義」（atomizing universalism）。杜金提倡俄羅斯要使用傳統神話資源，建構「否定普世主義」（apophatic universalism），並為建造統一的帝國而奮鬥。5用日常語言的說法，杜金提倡的是領土擴張和征服世界。
然而，杜金的瘋言瘋語根本跟海德格哲學毫不相干。首先，海德格從未對西方提出「地對抗天」這種奇怪的指控，他對西方的批評更集中於西方未能「回到存在本身」。其次，此在本身正是指個人存在，而這種個人主義卻是杜金所否定的。對海德格來說，此在是指作為存在者的個人經驗：
我們用此在（Dasein）這個術語來稱呼這種（提出存在問題的）存在者，存在的意義問題的突出而透徹的提法要求我們事先就某種存在者此在的存在來對這種存在者加以適當解說。6
但個人如何意識到自己的「此在」呢？海德格說，就是在人意識到自己必有一死之時，即所謂的「向死存有」（Sein-zum-Tode）：
此在在死亡中達到整全同時就是喪失了此之在，向不再此在的過渡恰恰使此在不可能去經驗這種過渡，不可能把它當作經驗過的過渡來相以領捨，就每一個此在本身來說，這種事情當然可能對它始終祕而不宣。但他人的死亡卻愈發觸人心弦。從而，此在的某種了結「在客觀上」是可以通達的，此在能夠得到某種死亡經驗，尤其是因為它本質上就共他人存在。死亡的這種「客觀」結定性於是也必定使某種對此在整體性的存在論界說成為可能。7
海德格整套存有論是由個人自我對死亡的意識出發的，因而才被日本哲學家如和辻哲郎批評為「個人主義」。偏偏杜金毫不察覺上述理論問題，就將「此在」說成是斯拉夫民族的此在，高舉民族主體性，壓抑個人主體性，否定自由、民主等價值。與其說杜金在建構哲學系統，不如說他是在建構一個新興宗教。
或許現在是杜金重新反思海德格哲學的契機。刺客行刺杜金不果，卻誤殺了杜金的女兒──歐亞主義者記者及哲學家達莉婭杜金娜（Darya Dugina）。不知道杜金在看見爆炸的碎片以及女兒被燒焦的屍體時，會否忽然意識到向死存有，發現自己的此在呢？不過，我想他不會反省，因為對他來說，反省是西方哲學理性主義的產物。他更不會思考他的女兒如何面對死後審判的問題，因為審判也是基督宗教這種他看不起的「一神論宗教」的產物。根據他的宗教信仰，他或許只能如狼發出怒吼，找個薩滿向烏克蘭作法，狂叫著「皇天擊殺烏克蘭」渡過餘生。
1.Laruelle, Marlene, "Aleksandr Dugin: A Russian Version of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Occasional Paper no. 254 (Kennan Institut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6), 11.
2.Dugin, Alexander, Forth Political Theory, trans. Nina Kurpianova, Maria Tokmakova etc., (Moscow: Euroasian Movement, 2012), 239.
3.同上，頁20。
4.見Millerman, Michael, Beginning with Heidegger: Strauss, Rorty, Derrida, Dugin and the Philosoph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Arktos Media Limited, 2020).
5.Ed. Zarelli, Eduardo, “Ereticamente interviews Aleksandr Dugin”, Ereticamente.net (in Italian). 31 March 2018. Retrieved 27 April 2020. https://www.ereticamente.net/2018/03/ereticamente-intervista-aleksandr-dugin-a-cura-di-eduardo-zarelli.html
6.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0。
7.同上，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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