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嚴峻的疫情、日復日的「停課不停學」、網上學習碎片化、早來的暑假，將兒童應有的社交發展需要都壓下去了。終日對著屏幕，虛擬的遊戲、沒有友伴、被困斗室，令他們產生情緒困擾和焦慮。院舍內的長者，本來已經不常有人探望，疫情肆虐下，被照顧者與照顧者同樣身陷險境，更是孤苦淒涼。染疫的人被分隔，醫療系統早已不勝負荷，老弱的無奈被遺棄，孤單地面對生死。

「隔離」，是一個可怕的詞彙。聽過不少人說：「我不怕染病，最怕要隔離。」在本地隔離設施不足的情況下，有很多染疫者需要「居家隔離」。隔離除了代表失去了行動自由外，最難受的原來是孤獨。生活壓力、紊亂的日程、長期不能外出、缺乏與人實體交流、生活在狹小空間中，這一切都會成為心理上的桎梏、不安甚至傷害，而對於仍在成長發展期的兒童傷害更大。

「上帝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上帝使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要住在乾旱之地。」（詩六十八5-6，《和合本修訂版》，下同）

對抗孤獨成為老齡化社會焦點

原來，早在新冠病毒侵襲之前，世界就已經進入了孤獨世紀。英國政府在二〇一八年一月新增了名為「孤獨事務大臣」（the Minister of Loneliness）的部長級職位。面臨社會老齡化，全英國有近九百萬名孤獨人口，無人照顧以至「孤獨死」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年輕人亦因家庭關係變遷、科技帶來的生活改變，減少了與人真實接觸的機會。調查發現17至25歲的英國人有43%感到孤獨。¹

因著疫情對人們造成的心理傷害，日本政府亦於二〇二一年二月中宣佈新設「孤獨與孤立事務大臣」職位，以針對自殺率攀升、人民感到孤獨及社會隔離等問題提出對策。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人給人的印象是少有地有紀律和秩序，不過感到孤獨的人卻更多。有學者就指出這和日本人「不能給別人添麻煩」的心理意識有關。比起個人權利，日本人傾向重視對周圍人和社會的責任，而催生出更多孤獨與無助。²

我們的社會愈來愈強調一個人的獨立自主、自給自足；能夠獨自一人逛街、吃飯，甚至旅遊，無需遷就他人而委屈自己，就是滿足和快樂。不過這種文化卻將獨處、獨立以至孤立混和，使得大眾輕視了孤獨裡近乎沒有希望、難以忍受的痛苦本質。是故「孤獨死」已成為老齡化社會的話題焦點。

隔離中傳遞關懷

回頭再看香港即將或上演中的「居家隔離」，有人就提出適應孤獨的祕訣：一、保持例行生活的習慣和規律；二、穿好衣服整理床鋪以提振精神；三、給自己一個生活的短期目標；四、照顧好自己的心理健康；五、維持運動飲食習慣，保持身體健康；六、不要沉溺於社交媒體；七、不要忘了保持開心。³ 然而，這些侃侃而談的「祕訣」，未必惠及在水深火熱中生活的升斗市民。

面對「隔離」與「孤獨」，人與人真摯的問候、鄰里互助、愛心關顧、分享物資及有用的資訊，都會為在困惑中的人帶來支持鼓舞，驅走因孤立帶來的不安。「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獄裡，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36、40）

我們身邊不乏被困在家中的長者、無法回校上課的大學生和學童、疲憊的照顧者、焦慮的父母甚或失去摯愛者，這些人都面臨孤獨的問題，沒有傾訴的對象，也無從分享想法或經歷。我的教會分堂座落在深水埗的基層社區，二至三月期間就兩次為三十個基層家庭派送抗疫物資（快速檢測包、消毒用品、白米等），以解燃眉之急，傳遞關懷。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及作者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在她的近作《孤獨世紀》中指出，我們正處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孤獨」的時代，「要讓人們感覺不那麼疏離或受到遺棄，我們還有更多事要做。孤獨不單是感覺不被關心，也是喪失了存在感。因此要解決孤獨危機，有部份方法在於確保人們被看見、被聽見。」⁴ 我們是否也可以成為主動的聆聽者、關顧者，與孤立無助的人同行？

（分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為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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