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下午三時，天晴，德國科隆火車站聚集了約七十名身穿白衣的示威者，主要是香港人，其中也有數名來自台灣和中國大陸，並相約十名德國人。他們高呼口號：「我們來自香港，反對移交『疑犯』到中國。」（Wir kommen aus Hong Kong. Keine Auslieferung an China.）同日晚上九時，夜幕低垂，近百萬反對逃犯修例的香港人已遊行至政府總部；對不少本地或外地的香港人來說，此遊行是為捍衛家園僅存的「港治」；但對參與遊行的德國人來說，這行動有甚麼意義呢？他們是因為婦唱夫隨，跟妻子前來示威，還只是換來週日的另一特別家庭節目？筆者訪問了幾位參與遊行的德國人，且看他們的看法。
Adam說：「我是為了捍衛言論自由而來的。如果我可以選擇在盛夏中，在花園陰涼處喝啤酒、聊天或是到這裡來示威，我會選擇跟你們一起到這裡來示威。」Adam和他的香港妻子由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趕來科隆參與示威，他拍下示威的短片，並打算電傳給《科隆區區報》和一些負責遠東新聞的記者。Adam說：「這問題應給更多人知道，不能只靠一次示威活動，亦要想這條路如何走下去，我認為這問題應在社區和地區論壇上繼續討論和反省。香港應保存她的特色，這樣才可以幫助中國建設自己的公民社會。」
Raymond一向也有參與遊行和示威，他曾參與德國反對國內右翼勢力抬頭和反對核電、核武的示威，他今天來參與示威，是因為他目睹這十年來香港的轉變，他說：「不是承諾五十年不變嗎？才廿二年，承諾已不再，你們要站起來捍衛這承諾，縱然這捍衛小、不中用又如何！Greta Thunberg不也只是由Twitter開始嗎？我們的政客也拖了三個月才回應她，但她確實啟動了一場很大的運動Friday fo rFuture，影響整個歐洲，我們要為自己所信的、所看為重要的價值企硬。」
Yves在二○一四年參加了香港的雨傘運動，他很欣賞當時的示威者，他說：「四位佔中人士已成階下囚，若你們的政府通過了《逃犯條例》修訂，將有更多示威者被帶往中國受審下獄，我不想這樣事情發生。」
Marte說，他憂慮港府每天接收一百五十名由中國內地來港定居人士，「這不是另類滲透嗎？我看今日西藏，明日香港。」Marte略懂粵語，他說每次到香港發覺愈來愈多人操普通話，「我不想香港失掉自己的方言，這會失掉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在西藏不也是發生同樣的事情嗎？他們的土話被國語取代，漢族人移居西藏，西藏人卻要遷離家鄉。」Marte與太太和十一個月大的兒子由比利菲特（Bielefeld）來科隆示威，他兒子還在牙牙學語，跟他爸爸學半咸淡的廣東話。
Herrat是來自科隆市中心牧區的教友，她今天來示威是幫助示威者同當地警察的溝通，「你們要喊口號，我幫你們聯絡警方吧！再拿到許可時，你們在這裡大聲呼喊，對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不能沉默無聲吧！」從一連串由Pizza盒和舊紙皮箱改造成的標語中，發現當中有一句「誰是真贏家？鬥遠不鬥力」（意譯：原文為Wer spricht von Sieger? Ueberstehen ist Alles），看誰能最終站立得穩，再說誰是贏家吧！聖經說：「洪水氾濫之時，上主坐著為王。」
是次科隆示威由一位香港科技大學學士和科隆大學碩士畢業生Isaak發起，透過香港人在德國Facebook呼籲在德港人參與。同日在柏林、法蘭克福也有類似示威。
（作者為業餘記者，旅居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