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雖然是二○一四年的事，然而所牽動的政見及世代張力，這些年還一直在發展。長年研究基督教倫理的浸大宗哲系教授羅秉祥，見證傘後至今香港社會的氛圍演變。由「離堂會」到重返「離地堂會」，由馬丁路德精神到普通話標準試，竟在這段日子相互交織成他信仰生命的一部份。
在佔中九子案宣判前夕，羅秉祥剖白自傘後至今種種思緒。面對日後的社會和教會，他指應在自身崗位「影響到幾多就幾多」，勇於面對積習，容許改革空間，不能沉默。
走過「離堂會」的歲月
佔領結束至一五年初，我決定離開教會。我的教會明明在（旺角）佔領區旁邊，從來沒為香港祈禱，沒為這從未經歷過的局面祈禱——為何教會「離地」到像離開了香港那樣？我對教會有點幻想破滅（disillusioned），覺得氣氛很不舒服，於是離開一下，參加其他教會。
我以前在這間教會參與很深，當了七年執事。但不辭而別之後，教會沒人致電問我的離開及近況，只有一些人透過太太問候我。原來我的離開，是沒人掛念的。
一年後卻出現轉機。傘運一週年，使命公民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辦一週年紀念培靈會。我也有參與在其中，籌辦時給了些意見。另外，當時見到很多基督徒湧入會堂，心裡覺得好像有一批迷失了的羊，需要人去牧養。培靈會完後，見教會的一位姊妹亦有到場。當時神給我的感動是，在我教會中，不開心的不止我一個，每間教會亦有一些不開心的信徒，不滿意教會在傘運的處理，但教會需要這些信徒，需要有人行出來關心牧養他們。這便令我覺得，我也可服侍自己的教會，牧養跟我一樣有很多鬱結的弟兄姊妹。
當我決定重返教會後，我辦了一個讀書討論小組，一起讀文章，我負責安排討論與社會及教會有關的題目。小組約有十人參加，每次讀文章後會討論有甚麼行動，例如一六年基督教選委會的十席，我們便討論如何配票；又與牧者商討在崇拜祈禱事項中，加入為教會及社會禱告；一七年的暑期則發起另類祈禱會，為教會、香港、中國及全世界禱告。自此至今，會友都變得積極及關心教會。一六年年初一的旺角騷亂亦在我腦海中留下痕跡，之後一年梁天琦參選，九月被取消資格（DQ），是傘後的延續，顯示社會潛伏了很多計時炸彈，只待時機，一有火花擦出，很多事便走出來。
由宗教改革到普通話試爭議
至一七年宗教改革五百週年，上半年備課時，整個人都沉浸在閱讀宗教改革的事。原來五百年前發生的與在香港經歷的有密切關係；由一個修士及大學教授對教會內部事的不滿，提出希望討論，但教會的人卻不肯，這令我很有共鳴。看馬丁路德的事，人生就似有屬靈長者陪著同行，給我很多啟迪和鼓舞。
《教會異見生還者？：路德改教30問》，正是希望喚醒大家要有馬丁路德的精神。因傘運發生的事，令我寫這書，正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教的是基督徒生活，教人如何令生命重新上路；傘運亦造成很多教會的撕裂，如何行一條出路？馬丁路德就給我動力，如何繼續行走這條路。
一八年一月浸大發生學生衝擊語文中心事件，當時馬丁路德的精神已融入我裡面，所以當我見到大學出現這事，作為教授的我便要為大學及學生發聲。雖然其後寫的文章引起大迴響，甚至有人到校園示威要我下台等，但我只知發聲，不知已踩入地雷陣。當想到在大學發生的事，便覺得為何要等別人去代你發聲？以前以為做一個好老師，就是上堂教好書，但其實是要關心學生，這就是教師的天職。
民間運動意見難一致
時：傘運時有不同世代及政治光譜的人參與，處理上亦有不同，分歧甚至延續至今。你與學生屬不同世代，看法未必一樣，這些張力及矛盾如何消解？若放回你到傘運面對當時的張力——未來不同的社會運動都有這些張力——應如何做？
羅：很難的，每場社會運動都有不同程度的分裂，有人希望激進些，有人希望不要去得太盡。正如宗教改革，大家都覺得教會需要改革，馬丁路德及慈運理談不攏，亦各行各路。傘運亦如是，有不同光譜及激烈程度，唯一共同的是要有真普選。不過，甚麼是真普選，是否一定要公民提名等，大家都沒辧法做到「統一戰線」，民間自發的運動往往如是。
時：如何令事情的走向少一些內耗，達至和而不同？可否從你的經驗分享？
羅：有兩方面。一方面在大學，如上次大學有管理層為普通話事件拆彈，我與他交流了數次都談得不錯，但開會時他說的內容又不同，我很不開心，便用上一些很重的語氣去表達不滿。之後我寫了一封道歉電郵給這人，指話語中有不禮貌，以後大家不要再談這問題。他回覆說不覺我很無禮，更主動邀請我到其辦公室吃午飯。我覺得他至少對我是尊重，明白我在做甚麼，這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另一方面是學生。學校當時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小組內有參與衝擊語文中心的同學。當時我沒與他們聯絡，因為寫文章時，已表明我不認同他們衝擊的手法，但認同他們的訴求。完了工作小組見面後，有學生感謝我關心他們，有參與衝擊的同學亦與我保持聯絡和互動。
生於亂世，謹記天職
時：傘運時，不同世代間有很多糾結，你卻真誠關心學生。你作為大學教授，在教育層面上，如何裝備這一代面對香港未來一些難以想像的處境？
羅：學生的訴求一定要細心聽，但要分開訴求及訴求的方式來處理。當同學遭遇苛刻，我會發聲，但不會參與遊行及開記者招待會去數大學的不是，我不想用一些激烈的方式，以宣泄憤怒來處理事件。雖然有人或覺得我「得個講字」，但我覺得支持學生之餘，亦要幫手解決問題。所以，教授的天職是要與大學及學生講道理，大學給予我們自由空間討論的環境，是要理性分析整件事的問題所在，不是懷著憤怒來泄憤。
時：知道自己位份的人，盡自己天職做好一樣事；要面對這世代，這是很基本的做法。
羅：但這世代中，卻有很多人忘記自己的天職。你看周邊的人，只是想及這些話是否適宜，而不是應否說，又擔心別人如何看他，就不敢說了。當然大學內很多人都會噤聲，但在普通話事件上，涉及大學的政策並影響每位學生。若大學自治，老師便應參與政策的討論及制定。既然事件已引起關注，我就要想如何幫助社會，對此事有更準確的認識。
文章發表後，有朋友擔心我會被辭退，但在浸大廿多年，我的個性及對大學的心如何，學校很多人都明白，所以我不擔心學校會對我秋後算帳。你先要讓人看到你對大學有建設，提出異議時，別人才會願意聽。
別讓新教精神變成禁忌
時：未來的日子，香港教會若要繼承及發揚改革，助力及阻力是甚麼？
羅：當我研究馬丁路德時，有種感歎，覺得香港現時有很多教會或宗派，都有一個或數個教皇或「老大」，不肯真心去解決問題，以致問題累積得愈來愈深。我覺得很多教會都不喜歡講宗教改革，因一講改革，便聯想到自己的教會是否需要改革呢？因此，有些教會領袖不想有人去問，不想帶動信徒談教會是否要改革的問題。
宗教改革本來是我們的傳統，現成為禁忌。外國有句名言是「一個改革的教會一定要永遠的改革」，教會會不斷出現很多問題；一個真正基督教的信徒，要勇於面對教會的積習，要去改變，要肯開放地討論，教會應好好地閱讀宗教改革歷史。
時：知道歷史外，有否願作的心亦很重要，改革的心如何維持不走樣？
羅：我的心比較簡單。難的是，當其他人的心與自己不同，如何令他們跟上自己的步伐。我的做法是，我影響到幾多就影響幾多，不一定要一步登天影響教會整個管理層。
時：要有馬丁路德的精神，但不要想著自己就是馬丁路德，覺得自己一定做到宗教改革？
羅：馬丁路德當時也不知自己是否能做到，只是勇敢地行出第一步，關鍵是你寧願退後還是勇往直前。所以我們要有馬丁路德的精神，不一定要帶頭做「老大」，教會的改革亦不一定要透過我，可以透過其他事，看大家身邊範圍內可以做多些甚麼。
成為打破同溫層的天國群體
時：傘運前一年有神學院舉辦和平佔中的研討會，最後一日找來對佔領運動持不同立場的教牧一起施聖餐。似乎一些信仰的紐帶，能讓大家即使意見如何不同也能一起做點甚麼。當掌權者未來仍會以撥弄矛盾來達成政治操作，基督教在未來能否發揮這力量？
羅：從佔中開始至演變成傘運，教會常常都希望促成合一，不要分裂。由不同立場的人來主領聖餐，似有象徵意義，但我覺得這是很表面的合一。
教會要合一，關鍵不在於呼籲多點寬容，不要彼此論斷。所謂撕裂，是因大家在教會溝通不足，擔心若開放討論，大家便有爭拗─這只是承認我們的教會生活沒有信仰力量，大家只跟社會其他群體一樣，一談就吵，所以用不談論來維持「合一」。這表面的合一，是斬腳趾避沙蟲。要真正做到，教會就要營造一個場合，讓大家對等交換意見而不會遷怒對方，自己也不會情緒失控。
教會是天國的群體，我們的群體生活是要向社會示範，是光是鹽。當社會上的黃絲藍絲互相指罵時，有很多爆炸性命題出現；若教會一談大家就爭拗又不談，就會如耶穌說教會成了無味的鹽。教會的角色應促使信徒有更好的溝通。我們常擔心大家留在同溫層交流，對其他看法愈見陌生，教會正正就要打破這一點。若教會不講這些問題，就正正助長大家躲在同溫層裡。
倘若日後有傘運紀念館，羅秉祥選了捐出這本《教會異見生還者？：路德改教30問》作為藏品。不過羅秉祥坦言，這本是他的著作中銷量相對較差的，一年來還只是賣到一千本左右。「出版社告知，跟歷史相關的著作都是這樣。」然而，馬丁路德帶給羅秉祥的反思，除了關乎反抗，還關乎召命。「馬丁路德貼《九十五條》要求大學辯論，他這麼大膽因為他是大學教授，他有權這樣做，他的工作原本就要設很多題目給學生辯論……大學教授有一些空間是其他人沒有的。」
「傘合風雲在」系列序上年底審結的佔中九子案，今年四月九日宣判。判決前後，回望傘運至今，心懷社群的，到底走過多少人生風景與生命變化？在香港社會面前，當走的路甚遠，可以如何走下去？
這系列的被訪者，包括朱耀明、戴耀廷、羅秉祥、王少勇，有直接因為傘運而正在負上法律代價的，也有心繫傘運一代緊密相扣不離地的。數算這一千六百多日的深耕細作，不單在這世代香港人的心田，也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留下上主的足跡，靈性的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