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突破機構以及突破匯動青年的前義工及前同工向坊間媒體投訴，指一名突破匯動青年的前員工涉及多年來性騷擾她們；近日並發起公開聯署提出四點訴求，包括要求突破兩機構制定有效防止性騷擾政策、將「性騷擾」寫入騷擾者的離職原因記錄並責成他公開道歉等等。事件除了引起教會內外的廣泛關注，也再次推動教會群體思考，到底自身文化當中可有甚麼因素，會導致處理性騷擾個案時事倍功半，甚至處理失效，結果讓公義未能及時彰顯；也讓受害者二度受傷，有失關愛憐憫；亦讓肇事者未需面對悔改之責，甚至於邁向聖潔之路上漸行漸遠。
按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指對他者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作出不受歡迎的性行徑；而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這位他者會感到冒犯、侮辱或威嚇。倘若個案涉及雇傭、升遷、服務提供等權力因素，更很大機會具刑事成份。這定義既關乎他者在性方面能否得到尊重，也關乎社會對於性界線的共識和信守。不過對於不少教會及機構而言，性常常是禁忌話題，別說深入探討社運範疇內性別政治的風風雨雨，就算一般的埋身情性教育，亦少有觸及。誠然，性事本身具私密性，不是在任何場合面對任何對象來談論均屬恰當；但完全避談，卻一樣無助於建立互相尊重的文化，更可能營造混水摸魚的空間，讓人未能知所分辨而受害。教會社群要處理性騷擾，首先就要大家加以認識；如何營造合理的討論氣氛，確立界線，讓大家一同信守，就實在是最基礎的一步。這樣，要杜絕那些借奉上帝旨意之名來滿足一己私慾的舉動時，社群裡互相守望的力量肯定會更為穩固。
另一方面，即使有些性騷擾處境按現行法例未涉刑事，但當有人因為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而在言語和行為上受到傷害，要求肇事者親自說出一句真誠的道歉，很基本也很合理，既示承擔，也顯公義。這份關乎公義的原始訴求，並不會因為所涉社群的領袖出來擺平，就湮滅無蹤。反之，若息事寧人取代了秉公辦理，或缺乏有效機制，最終公義未能求諸事發社群自身，而只能向外尋求。其實對今天的世代來說，一個敢於面對自身軟弱、設法加以糾正防範的信仰社群，會比起那些只顧保住名聲而強辯掩飾的，更見真誠、可信、貼地；這其實也符合我們的信仰對人性的看法，以及對上主的靠賴。
無論對於甚麼社群，性騷擾的事例，一宗也嫌多。在公義、憐憫、聖潔的路上，信徒教牧除了為每一宗已現或未現的個案代禱，還應該謙卑思量，自己以及所屬的群體，可有甚麼應認而未認之罪，應盡而未盡之義。求主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