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份草擬《零八憲章》而以言入罪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於內地官方嚴密看管下病逝，終年六十一歲。他的遺體迅即被火化，骨灰被撒大海，而外界好友均無法聯繫早已被長期軟禁的遺孀劉霞。劉曉波是繼納粹德國時期的Carl von Ossietzky後第二位至死仍未獲自由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離世讓每位關心中國未來自由人權走向的朋友均感悲痛，他的生命卻展示未來中國的可能。
八九民運以後，劉曉波先後四次踏入中共的牢獄，先是為了六四，後來為了呼籲人權保障，最近一次為了重建民主憲政。在這些年，縱使國力不斷上升，中國對人權自由的打壓管控仍不斷加強，無孔不入，「強力部門」的運作甚至波及海外。不過在劉曉波眼中，導致這困難局面的罪惡並非單純在於當權者，更是深藏於社會文化的人性之中。他在早年就指出：「……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1988）即使他因六四事件而首次入獄，出獄後他也痛罵他救過的學生：「……有的學生真的認為自己參加了絕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點甚麼……我恨這些學生，也恨我自己……」（1992）
懺罪與自省，是通往謙卑之路，那裡有得見上帝的可能。走過無神論社會的乾旱之地，穿越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的思潮探索，基督教思想對劉曉波的論述有愈見深刻的影響。後來在獄中陪伴劉曉波的著作裡，就包括潘霍華的《獄中書簡》以及漢斯昆的《論基督徒》。前者讓劉曉波思考在十架上替人類作承擔的耶穌，成為他獄中的支持；後者讓耶穌「愛仇敵」的命令與踐行成為劉曉波非暴力抗爭的思想內涵。他在獄中給劉霞的信說：「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1998）縱使劉曉波在給劉霞的信中表示過，他也許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加入有組織的教會（1997）；但他的信仰思考與身體力行，恐怕比不少信徒教牧更為深刻，也更接近耶穌。在上帝面前，我們都是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我們都在匍匐踽行，叩問求索。只是，當尋道者的生命已得見先知的樣式；基督徒撫心自問，生命是否也在散發基督的香氣，也為遭逼迫者發聲？
當人性陰暗匯集成結構之罪，懺悔精神就成為打破極權、爭取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重要起點。而社會大眾亦只有透過自我反省與懺悔——而不是以惡報惡、不是犬儒旁觀——才能化解當權者那透過煽動仇恨、挑撥矛盾為己用的技倆。劉曉波畢生的歷程正展示了這份透徹的認知。
劉曉波在第四次入獄前，他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2009）被禁止於法院上宣讀，後來諾貝爾委員會安排在頒獎當日於劉曉波的空櫈前朗誦出來。今天，劉曉波永遠擺脫了肉身和鐵窗的囚牢。他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問題癥結，自己也擺上畢生的代價來說明這一點。甚願上主看顧劉曉波先生的靈魂，護佑正孤獨面對艱難處境的劉霞；也願劉曉波對仇恨政治的抗拒，他對和平非暴力抗爭的堅持，他對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的企盼，得以在世繼續承傳，蒙掌管歷史之主所用，恩澤中華。誠心所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