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生活在極權制度壓抑下的反抗者，儘管他的聲音封殺，
他的身體被囚禁，但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
他的筆從未失語過，他的生活從未失去方向。（1999a）

這是劉曉波在大連獄中所寫的。在他六十一年的生命中，先後四次成為中共政權的囚徒。第一次是六四後（1989年6月至1991年1月）；第二、三次分別是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以及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因撰文呼籲為「六四」平反、保障人權而被囚禁；最後一次，是因《零八憲章》，於2008年12月被捕，後被判十一年徒刑。

誠如曉波所言，反抗者的身體雖被囚禁，但靈魂從來沒有空白過。他在第一次出獄後，於1992年出版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對自己的靈魂徹底地拷問與懺悔。而在第三次被囚的三年間，他更在獄中通過閱讀妻子劉霞帶來的書籍，思考了不少問題。

苦難世界

檢視劉曉波在獄中的閱讀與反省，涉及了哲學、宗教及文化等課題，而宗教卻是其中極重要的主線。他不僅重新思考對基督教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精神給予這位獄中反抗者極大的激勵。例如他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後期著作，特別是「對苦難的關注、對人性惡、上帝和理性局限的思考」，見到陀氏在苦難中「重新尋回對上帝的信仰」（1999b）。陀氏曾被囚在西伯利亞監獄，雖然身處「人間地獄」般的監牢，但卻「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見的天國，堅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靈魂深處」。從陀氏的思想中，讓劉看見，上帝的祝福如何越過監獄的高牆，成為對未來的樂觀確信：

在鐵窗外的廣闊空間與高牆內的狹窄空間之間，在自由與鐐銬、尊嚴與辱罵、清新與渾濁之間，上帝的祝福終將降臨。是對上帝的虔誠而堅定的信仰，給了陀氏在絕境中的希望。或者說，絕望給人以希望，監禁肉體的牢籠給了精神得以自由翱翔的空間。

對同樣處身絕望及牢籠中的劉曉波，也讓他看見希望與精神自由的空間。誠然，信仰與上帝也帶給他疑問：在思考廿一世紀人類悲慘的命運，面對種族大屠殺和共產極權的橫行，他不禁問：「信仰在哪裡？上帝在哪裡？如果把二十世紀的各類大屠殺解釋為上帝對人類的考驗，這樣的考驗豈不是過於殘忍了嗎？」（1999c）

承擔苦難

此外， 他讀到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國內譯朋霍費爾）著的《獄中書簡》時，這位對抗納粹的德國神學家，「以一個甘願上十字架的殉難者的不朽亡靈，參與了人類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的精神及行動，深深激勵了牢獄中的劉。這令他想起為了承擔塵世苦難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穌。他說：作為「聖子」的耶穌，「既懷有對神聖價值的敬畏，也懷有對塵世價值的人道主義關切」。劉曉波重視的，正是「耶穌的典範力量」，因此，「有沒有宗教形式並不重要」。他對劉霞說：

親愛的霞：「朋霍費爾的榜樣正在逼視和召喚，坐牢正是參與塵世苦難的一種方式，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放棄的，縱使我們改變不了甚麼，但我們的行為起碼可以證明耶穌精神仍然活在人間；在無上帝的現代世界，耶穌精神是唯一能夠抗衡人類墮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費爾所說：『產生行動的並不是思想，而是願意承擔責任的準備。』」

對上帝的依賴，賦予劉曉波在絕望中的盼望，讓他能夠「在苦難中發現希望（意義）」，生命因著這「神聖價值參照」而免於「深淵似的貧乏」。「信仰」不僅讓劉體會到「靈魂凈化」，更只有信仰才能「與人性之惡的肆虐抗衡」。他立志，「在獄中保持尊嚴和激情，既不能把苦難加以浪漫化，也不能誇大個人所遭遇的苦難」，以既悲觀又樂觀的姿態來面對牢獄（1998）。

真正的人

在獄中，劉又讀到孔漢思（Hans Küng）的《論基督徒》，更給他帶來極大的激動。他形容此書為「鐵窗中的感動」，因為在書中，讓他進一步認識到「愛」。他從妻子劉霞的愛中，看到「那種近乎神聖的愛」。而這種愛，恰恰也是「耶穌基督所啟示所踐行的上帝之愛」。

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的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

在「悲劇的深淵面前、在死亡導致的恐懼和無意義面前」，上帝的現實卻「為生存提供值得活下去的勇氣和意義」，「給予人類生存以信心和終極的意義」。信仰的重要，就是「『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的近於決絕的生存勇氣和意志決斷」。

劉形容，基督徒的生活，正是一種踐行信仰的行動。他特別提到耶穌宣示與踐行的「愛你的敵人」的命令，成為非暴力抗爭的重要思想，即使世俗的人，也能受感召而「做到以沒有敵意，沒有仇恨的態度待人處事」。誠如孔氏在書中一再強調的題旨：「作基督徒，就是作真正的人」（Being Christian as being radically human）顯然對劉氏有極大的啟迪：

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義的轉化。人能夠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動、受苦和死亡，在幸與不幸之中，在生與死之中，信仰者都將得到上帝的支持。（1997）

上帝死了？

為何對基督教的思考會進入獄中劉曉波的思想世界？其實，在其早期著作中，已有不少關於基督教的「隱喻」。而這次在獄中，我們可再注意兩方面的思想背景。其一，是關於上帝作為超越價值的意義；其二，是他作為倖存者的懺悔。

他在獄中讀到《尼采傳》，反思了「上帝死了」的命題。他認為，這主張「開啟了一個道德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時代」，當人在詛咒「上帝已死」，就會「自視為『超人』，可以代替上帝」。劉甚至認為，尼采的思想成為納粹主義的源頭之一（1996b）。在閱讀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中，更召喚了「某種宗教式的悲憫情懷」。因為他體會到，「人們在拋棄神啟的形而上學」後，沒有了從信仰上帝而來的謙卑和敬畏，便「談不上為自己的墮落而懺悔和贖罪」；「失去了神的世界和不期待上帝的拯救，人世的黑暗和人的墮落就全無意義」（1996a）。

從西方回到中國，他深深體會到，中國文化「從來都是極端世俗化的」，這種世俗化也一種「信仰的空白」，結果導致「靈魂的膚淺」，「到處都是人格化的神」（1999a）。從民間宗教的氾濫，到最後導致毛澤東崇拜。同時，知識份子又將自己視作「救主式英雄」，出現「以我為準」的「絕對的不寬容」，接受不了「異己」，「對不同思想趕盡殺絕」，最終導致「人的精神畸形和制度獨裁化」。問題的關鍵，正是由於「沒有超塵世的絕對價值支撐」的「無靈魂」（1999d）。

身陷囹圄中的懺悔

我們更要注意，劉曉波一直對自己作為六四「倖存者」的深刻懺悔。他嘗言，自己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

作為六四倖存者，他不斷提醒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中違心的悔罪」，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軟弱、自戀」及「自私的處世方式和偽裝的生存策略」。劉深深地體會到，「這種內在的恐懼和憂患」遠遠超過「監獄加給我的恐懼和孤獨」；也唯有「通過自我靈魂的拷問來自我救贖和自我解放」，才能學習「敬畏和謙卑」，好能回應「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點」。因此，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坐牢，「並非甚麼英雄主義的壯舉」，而是「一種自我懺悔和贖罪的極端方式」。他拒絕一般知識精英將坐牢視作「英雄主義的道德高調」，而是要在獄中作「針對自己」的反省（1999a）。

在獄中他讀到討論納粹大屠殺的著作《寬恕？！》時，體會到這問題同樣跟六四有關。「當八九運動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但他卻坦言，「對於我，寬容對手和寬恕敵人，的確是道德的奢侈品」，因為「我自身的罪惡已經使我喪失了傾聽別人懺悔、寬恕他人罪惡的權利」。因此，他需要到上帝面前懺悔。「從宗教或超越的神聖價值角度看，自省和懺悔的靈魂力量，正是上帝引人向善的力量」（1999e）。他在獄中體會到，基督教的「『原罪』意識」是西方人「自省意識與懺悔精神的源頭」（1999f）。

自由的靈魂

可見，強權的監獄，並沒有將劉曉波打垮，他的靈魂與思想仍是自由的。他沒有將自己視作偉大的反抗者，反倒藉著上帝來面對自己的靈魂。他說：「儘管自己生長在毫無宗教背景的無神論文化之中，但自己並非無可救藥，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宗教性虔誠，那種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懷常常令我感動不已。」（1997）正是這自由與得釋放的心靈，促使劉熬過獄中歲月，無懼強權，探索民間社會的變革，並發起《零八憲章》運動，甚至寫下〈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自2008年底，曉波再次成為強權的囚徒，直至他離世前，他一直被強權囚禁（即使「保外就醫」）。我們不知道，他這次在獄中的文字能否保存下來，但無論如何，我們深信，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是的，他期待有離開監獄的一天，與愛妻相聚，並繼續他改變社會的抗爭。但這位「鐵蛋坯子」最後還是離開了……

他的離開，絕不是民間抗爭的終結……

他雖告別，卻留下思想與精神……

他直至閉目，他沒有出賣自己的靈魂……

他的靈魂，擺脫了這個黑暗的權勢，奔向他一直尋索的國度……

當倖存者與其他六四亡靈見面時，可以坦言說：「我一直以我的生命，向你們奠祭……」

（原文刊於2017年7月16日《明報》副刊）

〈批判理論的悲劇——獄中讀《法蘭克福學派史》〉（1996a）
〈尼采的天才與狂妄——獄中讀《尼采傳》〉（1996b）
〈鐵窗中的感動——獄中讀《論基督徒》〉（1997）
〈獄中重讀《獄中書簡》〉（1998）
〈在刀鋒上行走——獄中讀《布拉格精神》（1999a）
〈理性的荒謬及其殺人——獄中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1999b）
〈獄中重讀《地下室手記》〉（1999c）
〈知識人的烏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獄中讀《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1999d）
〈誰能寬恕不可寬恕之罪——獄中讀《寬恕？！》〉（1999e）
〈被上帝馴服的愷撒，被信仰征服的權力〉（199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