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近期，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後簽署了一系列的行政指令，引起各方爭議。有論者認為特朗普的施政是針對所謂的「政治正確」而進行，到底何謂「政治正確」？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左派的平權運動呢？香港性文化學會四月十九日舉辦「左翼霸權？——從『政治正確』看西方左派平權運動」講座，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關啟文教授擔任主講嘉賓，吸引逾四十人出席。
左翼與「政治正確」在全球化下的反彈
沈旭暉指根據邦普（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三四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須與政府一致；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管制人民思想言論。這些用法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頻繁出現始於八十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為「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他指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冷戰結束後，左翼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如特朗普在選舉中人氣暴漲，反映了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的反彈。特朗普說美國最大問題是「政治正確」，他的言論充滿著右翼思想，卻能得到群眾的掌聲，完全是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這說明了甚麼？在全球化的體系下，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傳統的精英在學術、媒體及互聯網將「政治正確」的思潮蔓延開去，讓這些小眾逐漸掌握社會資源，並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致使當特朗普高呼打破美國社會「政治正確」的禁忌時，能一呼百應，他喚醒了一批長期自覺遭受「逆向歧視」、希望保障自己的本土派。這些本土派，或是全球化下的輸家沒有迎向希拉里，反倒支持特朗普，就是因為他們發現在傳統的知識份子和離地精英管理下的政府已經缺乏保護民眾的能力，無法解決全球化的問題。
沈旭暉坦言，全球化走得太快，讓「政治正確」問題的嚴重性浮現出來，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過於強調保護弱勢社群，就產生了「逆向歧視」的問題。但他相信物極必反，現在思潮即使是偏向右翼思想，最終會如鐘擺一樣走向平衡點。
平權運動的文化改革帶來「新偏見」
關啟文說，政治正確是指西方八九十年代興起關注「少數族群」受到歧視的運動，他們認為要爭取平權和反歧視，單單有一些保障平等的法例是不足夠的，還需要更深入的文化改革（如語言的淨化、大學課程的改革）和制度化的保障。他指出，這項運動的動機是不錯的，但發展下來影響深遠，更在校園、媒體及社會形成了各樣「新偏見」。
在新偏見底下，人類分為兩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前者是代表霸權，是萬惡之源，後者是代表弱勢社群，他們永遠「正確」，值得支持的「聖人」，這些想法深入在文化和潛意識當中，就算是被壓迫者也不一定意識到。
近期有關政治正確的事情，包括了Charles Murray演講遭示威。事緣七十四歲的Charles Murray撰寫的新著被指將種族和智力扯上關係，屬於種族歧視。所以當他二○一七年三月到學校演講時，就遇到嚴重的示威與抗議。美國大學「政治正確」當道，要求保障弱勢小眾，所以他們就片面地抗議Charles Murray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反同的思想，卻沒有弄清楚Charles Murray是支持同性婚姻的。
關啟文說，本港作家陶傑曾經多次批評歐美的「政治正確」，用「政治正確」來欺凌打壓異見，自以為是神聖公正，大愛包容。左派人士強調小眾受到冒犯，卻矯枉過正，為言論自由套上緊箍咒。例如限制基督教慶祝聖誕節，避免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霸權」，令信伊斯蘭教和佛教的少數感到冒犯，甚至稱呼「黑人」、「殘疾人士」都是政治不正確的。關啟文引用到陶傑二○一七年一月的文章：「德國綠黨提議，將亂倫合法化，母子可以上床，兄弟姐妹可以性交。左膠禍世，政治正確，甚麼都要大愛包容，人權平等，由同性戀通婚開始，然後收養小孩，繼而是變性人自選廁所，然後必然發展到這一步。」
關啟文認為陶傑的論述固然帶有偏鋒的成份，卻也舉出實例說明部份事件在今天歐美的社會時有發生。他批評主張「政治正確」的左派人士過份簡化社會和歷史，以政治化的術語取代批判性的學術研究，貶低理性和自主人格，並讓語言過份政治化，甚至走上逆向歧視的道路。
在答問環節時，沈旭暉認為互聯網的出現，讓人們前所未有的直接對話，缺少了從前的緩衝區，導致意見兩極化，有更多激進的言論。如何能像鐘擺一樣走向平衡點？他相信大和解、或是以傳統的方式循循善誘也是不可行的，又認為到了合適的時候自然出現調和機制，然而溝通、對話是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