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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论坛讯】一直以来，政教关系是信徒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与现今政权相处亦是香港基督徒切实面对的议题。今年神学路思培灵研经大会举办了三场「不同传统的政教关系」工作坊，大会方面分别请来圣公会、信义宗及浸信会的讲员作分享。

圣公会：国教模式的政教关系

第一天的分享嘉宾是圣公会青山圣彼得堂助理圣品刘子睿牧师。作为一名教会历史研究者，刘子睿认为理解政教关系应先从宗教历史层面入手。首先，刘子睿引用圣经中扫罗和大卫王的事迹，带出圣经中相信君权神授，但同时需要一个印证证明。与此同时，他指出君王应是「信仰的维护者」。在宗教改革发生前数个世纪，基督教世界除了肯定政权重要性，同时亦强调政权以上还有圣经的权威，罗马教宗的权力亦不能大于圣经，后来发生宗教改革使基督教分裂。然而，他坦承从圣公宗看宗教改革一事是困难的。刘子睿指出，随着十六世纪欧洲崛起民族主义，欧洲国家的政教关系不只局限于政教分离。他以当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带领英国脱离罗马教廷而且后来成为英国政权和教权领袖一事，指出宗教改革后政权和教权不再只有分离，反而出现合一的现象。可是，亨利八世的例子亦带来不良后果：政权成为国家，政府所作的决定代表教会的决定，导致社会一定要对政府的命令唯唯诺诺。当社会出现反对者，亨利八世便将之处死。

随着时代变迁，圣公会发展成为国教模式。此模式正正是因为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产生。与此同时，他认为教会需要按着当时社会习性作出改革和更新。刘子睿指伊莉莎伯一世在位期间曾致力推行教会改革，乃至发展出更完善的教会。刘子睿以英国圣公宗的例子指出国教模式背后的理念就是政权教权合一，确立国家自身独立自主。作为圣公会教牧同工，刘子睿相信政权和教权先天关系密切，而政教关系本身亦会带来张力。他认为教会应该要学习如何与政权相处：福音是信仰重要成份，教会有责任因福音的缘故向政府进言；爱是信徒需要展现的价值，所以信徒需要以最好状态爱主爱教会。只有以爱还爱，信徒才能可以好好的爱上帝和教会。

另一方面，刘子睿认为上帝会透过政治手段成就自己的旨意。然后，他将焦点放回香港。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香港历史中曾出现六七暴动、中英联合声明、记念六四等事件，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常常要小心自己的处境。香港圣公会作为建制派教会，教会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刘子睿依然努力坚守信仰，但他对如何在现今社会之中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仍然是未知。他劝勉会众继续倚靠上帝，以上帝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同时亦要承担拥抱政权的代价，就给昔日反对亨利八世的人一样。

刘子睿会后对本报补充表示，上述历史应用难度高，但今日香港教会从中可学到的是小心和政权打交道，保持一个批判性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要有批判的导向寻找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他坦言这是不容易，需要大家一起交流和集思广益为教会定位。

信义宗：因时制宜的政教关系

第二天的工作坊，请来信义宗神学院系统神学及历史神学教授罗永光主讲。罗永光开宗明义指出信义宗是抱持一种「归一」的取向。他指信义宗的政教关系源自马丁路德理论。根据罗永光的解释，马丁路德于宗教改革时期推行「两国论」，「两国论」概念源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以及马太福音廿二章21节。马丁路德将人类生存的地方分为「属灵」和「属世」两个层面，「属灵」由教会负责管理，「属世」由政府统治。信义宗与圣公宗一样相信君权神授，可是罗永光指出君权神授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政教争权，政府和教会为了争夺国家单一管理权产生斗争；第二、由政教争权衍生的政教关系混淆。因此，马丁路德在他的政教神学理论中强调政权和教权的分隔。

罗永光接下来继续阐述路德的理论框架。他引用路德的作品，将路德的理论分成以下数点：一、神治高于人治。无论政权还是教权，其权力根源都是来自上帝。不过，政治领袖的选择也带有上帝心意。因此，政治领袖也可以是神的用人，而他们也基于上帝意旨而行；二、律法与福音。路德指出「属灵」世界透过福音约束信徒的行为，反而「属世」透过不同法律展现管治。路德将所有人分为两大类：相信上帝的义人与及不相信上帝的人。义人是靠圣灵行善，反而不相信上帝的人需要透过律法督促他们行善。然而，人天生不能自义，所以人需要透过律法行善，肯定了律法的功用和再次证明「属灵」和「属世」两个国度共存。第三，理所当然地顺服掌权者。路德一般不容许任何反抗权柄的行为，因为所有权柄都是由上帝而来。如果为政者不义，信徒亦应默默承受，但极端政权亦不能影响上帝的决定。

有关路德政教关系理论在社会中的延伸，罗永光透过不同时期的例子作为引证。首先，路德理论具有行动性。部份人士批评路德理论只说不做，但当时路德家乡正受黑死病影响，但他仍然留守家乡处理自己工作。然而，路德的理论会随时间和文化两大因素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有人会误解路德理论中「属灵」和「属世」两个国度是指宗教内外的国度，不过罗永光清楚点明路德理论中分辨「属灵」和「属世」的关键是人是否自义。而路德提出的理论框架亦能反映路德期望政教不互相取代，反而是分工合作的作用。第三，顺服世俗就是顺服上帝旨意，如果人要为而极权受伤害，其意义等同于昔日门徒背起十字架所带来的刑责。罗永光其后以纳粹德国时期的基督教历史阐述路德理论在近代社会的应用。他指出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因着路德理论中要顺服掌权者而支持希特拉，教会同时制订一系列政策革新德国基督教，从而造成「日耳曼化」，清除德国境内犹太人信徒的势力。与此同时，巴特、潘霍华等人亦成立反抗阵线反击一众支持希特拉的信徒领袖。罗永光认为当时政权是完全支配教权，造成二权势力分配不均，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牧师就任时需要宣誓。

罗永光总结时提出一点：现今社会秩序是由神和人共同建构出来。而这个秩序带有处境性，因为在不同地方之中有着不同生态环境，所以各地政教关系亦不一。他补充指，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作出深切反省，并且积极改善国内政教关系，他形容现时德国政教关系为双方互相合作。

罗永光会后对本报表示，路德乃一位时代人物，受限于其时代的历史处境、社会文化，但其主张和行为对当时社会而言是属于相对革新、有改革意味。他认为我们不适宜把五百年前路德的整个理论，硬生生地代入今日的香港处境，因当年路德身处的是封建的社会，与我们不同，我们应根据身处时代的处境、文化去判断和反思。

浸信会：「政教分离」非对不公义噤声

第三天工作坊的讲员为香港西区浸信会主任牧师林海盛。他同时担任香港浸信会联会副会长。林海盛开首便指出浸信会强调「政教分离」，他补充指所谓「政教分离」是指教会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互不往来，但又互相尊重。教会应该顺服掌权者，但一切都需要以上帝心意为依归。林海盛又指，香港浸信会的堂会独立自主，有「自治、自养、自传」三大特质，每个堂会事工或政策都是由堂会本身决定，但按立牧师和执事亦需要在基督的权能透过民主程序产生。浸信会同样强调上帝权能为教会权力背后的最终依据以及路德理论之中顺服掌权者的重要性。不过，教会如果发现政治或社会上出现不公义，是必然要发声。

林海盛指，浸信会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亦面对一定挑战。现今提及「政教分离」的话语权往往不是在于教会本身，而是来自政治人物的言论。林海盛担心政治势力入侵教会影响政教关系的相互独立性。然而，基督徒政治人物参与教会聚会是无可厚非的，但教会需要时刻检视教会自身是否健康地发展，还是因为这些人物的言论影响堂会发展，什至成为堂会发展的阻力，造成政治介入教会这个情况。

在工作坊的互动环节，有参加者问及林海盛如何界定浸信教会发声的界线。林海盛回应指，教会应信任政府的工作，但面对社会不公义时就需要回应，至于什么事件应该发声，什么事件不用发声，两者界线难以分得清楚。另外，有会众追问林海盛哪些议题是应浸信会联会联名发声明，而哪些议题是以独立堂会名义作出回应，林海盛认为如果像同性恋这个议题，宗派内没有太大反对声音，这样就会以联会名义发声明。相反，如果议题具争议性，基于堂会独立自主的前提，各堂会可按照情况决定是否发出声明。

另一个会众关心的问题是浸信会办学当中的利益关系，林海盛回应指学校地方属于政府拥有，教会亦会在假期使用学校地方，但教会每年亦会支付租金给学校方面作发展用途。所以，教会和学校及政府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关系。

林海盛在会后对本报补充表示，浸联会对政教分离的理解是来自美南浸信会所指的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即教会在组织行政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政府，是组织行政上的论述；而不是指对社会不公义不发声。他坦承过去在实践上是有困难，有些道德上的议题是较易表达、政治上的议题倾向较少发声，倾向个人表达，少以堂会名义。他也解释，「政教分离」是教会的论述，若政府或政治人物说出「政教分离」，便会扭曲原来的意思。

综合以上三个宗派，三个宗派所诠释的政教关系都是以圣经作为基础，同时间基督享有最大的权力，由此可以证明上帝在政教关系中的神圣性。可是，讲员表达三个宗派对与政权合作的状态各有不同；圣公会强调教会与政权相处，信徒亦需要承受与政权相处所带来的代价；信义宗强调政权和教权互相分工合作，既可独立，也可合作相处；浸信会则强调教会组织与政府组织互相分离，政治势力不应左右教会决策，但教会亦需要为社会不公义发声，实践信徒本份。

神学路思培灵研经大会于一月卅一日至二月四日假石硖尾中华基督教会深爱堂举行。为期三天的「不同传统的政教关系」工作坊，每天平均有三十人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