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麟院长于《建道通讯》一百八十六期发表了〈迷失方向的香港教会〉一文（下称梁文），引起了教内不少回响。梁文的重心是香港教会的迷失：传统的福音模式难以维持又受质疑，堂会的领导无以为继及教内舆论被政治论述所骑劫。文末梁院长勉励教会重寻福音模式并坚守岗位，也斥责「激进改革者」只是空洞的反题和犬儒，不明白教会面对的问题。
梁文和激起的回应大多围绕着「社会派」与「福音派」的二元分立。这种分立在政经危机之时特别显着，如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今日香港问题丛生，浮现这种对立并非奇事。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经济主义」（economism） 文化。这种文化兴起于十九世纪，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孕育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对难兄难弟。对一切非物质价值，包括传统美德和信仰，都划为私人事情，和一切能危及经济原则的都被判为不宜在公诸于世。
这文化之下产生的「社会派」，意图在社会上展示福音的经世面，力抗文化对一切价值的破坏。然而，这种做法与当时兴起的社会主义者什为相似，令传统教会不信任这种与无神论者相近的运动。这使「社会派」开始攻击传统教会不思进取，保护「经济主义」及其建制；传统教会面对攻击变得更加保守，更强化福音本业以保其阵营。结果双方没有彼此聆听，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双方只愈走愈远。问题在于，这种对立并非神学发展出来的产物，是因当代文化而产生，于圣经和福音是个舶来品。
笔者认为圣经从来没有把人类及其问题约化至经济层面，也没有只是关心人的灵魂。若要解开因「经济主义」产生的对立，必先回退（rollback） 其影响，才能重新找到基础。在此笔者愿意抛砖引玉，尝试以路德神学重整教会与社会的论述，希望能激起更多弟兄姊妹思考和回应。
路德的政治神学经常会被约化成两国论，而忽略「三层秩序」（three estates order） 论。这三层分别是人（及发展出来的教会）、家庭及政权。篇幅所限，不能深入每个层面讨论，但这「三层秩序」却能对「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发出挑战：
一、人是上帝的「代表」：路德深化「信徒皆祭司」的教导，当信徒活在社会，他就是上帝的「代表」：既于人前代表了上帝，也应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故此，对路德而言并没有「私人信仰」这回事，只问信徒有否尽门徒本份学效基督。
二、「属灵」和「属世」并无对立：有些牧者秉持着一套「政教分离」的两国论，其实那并非路德的原意。「三层秩序」把教会、婚姻和政权并列，其责任且能重叠在同一人身上，打破所谓「政教分离」或圣俗之二元区分。更确切地说，「三层秩序」是可「分」而不可「割」。在政治层面，路德坚持政治不能干预宗教（反之亦然），两者合作并非于行为和立场，教会不需与任何政治力量连成统一战线，故若能「分」。而「三层秩序」背后的拥有共同的正当性，就是从上帝获职守护创造秩序之责，需互相守护而不能「割」。路德认为重点在于教会需要向社会宣讲圣经中的社会教导，包括公平、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若政权有负上帝所托时教会需要在发声，敦促其尽责以保护秩序（而非特定政权）及其正当性。故此，教会当然不需要成为城市论坛、任由不同的政治门派所用；但也不致于在政治论题畏首畏尾，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三、这一切也是因为爱：「三层秩序」不停紧扣上帝的创造秩序，这一切也因着人爱上帝和他人。纵然人的犯罪、软弱和背叛，并没有削弱人类在当中的角色，但人需「以恩借信而称义」才能继续背起如此重负。相比起「经济主义」把人还原成经济生产、消费与资本趋向等非人化倾向，路德的思路也什是「人本」。不少时代的改革者皆因失去了这种对人（和上帝）的爱，改革变成了一个非人性的理性思辩或党派行动，成为了梁文中所言「虚无的反题」。此现象实在需要反思警醒。
总结而言，笔者认为香港信徒应该放下「社会」与「福音」的对立，重新找到两者的共同基础。近年笔者在不同的地方看见上帝在呼召了工人，有不同的分工和立场。有保守中产、有激进黄（耶）丝、有热爱环保或艺术、及LGBT 群体中，也有虔敬的人在为上帝打拼。可惜的是，不同的对立令彼此变不相容，什至互相亏害。深愿在新的路向和基础上，不同的人能在同一光谱中，以福音为宗旨，为耶稣发光，照亮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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