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洛桑大会产生的最重要文件，将会是《开普敦承诺》（Cape Town Commitment），《承诺》的上半部初定稿已经出炉，在大会的网站讨论页可浏览：http://conversation.lausanne.org/en/conversations/detail/11544（本文提及的分页指其网站里的分页）
「洛桑」代表着福音派的观点，而《承诺》的内容亦有着浓厚的改革神学色彩（Sinclair Ferguson和John Piper都是改革神学背景学者），其贯串全文的「上帝的使命」，是Christopher Wright的圣经神学转译，它的旧名就是「上帝的立约」。《承诺》一开首就说明，文件的框架是爱的语言，而爱，「就是立约的语言」，而圣经的约，就是「表达了上帝的救赎之爱和恩典，走向失丧人类与被毁造物。」（页2）这定调性的一段文字，并没有提及「上帝的使命」一词。
这里讲的爱，已经突破了香港福音派旧有的「爱神爱人」框架，比它作更仔细的演绎。上半部论到的爱有十点（即上半部的十个分题），分别是爱三一神(1-5)、爱上帝的道(6)、爱上帝的世界(7)、爱上帝的福音(8)、爱上帝的民(9)和爱上帝的使命(10)。（页3）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第七章的「爱上帝的世界」，以此贯串了环保、种族、贫穷、反战等社会议题。那么传统基要派或福音派一味斥责的「贪爱世界」呢？它缩小成第七章的一个小附点，叫做「我们不爱的那个世界」((e)段)。
接着要问，这个「上帝的使命」，和「教会的使命」是怎样的关系？在第十章(a)段，文件就指，是上帝呼召他民分享他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全是从上帝的使命衍生出来。（页15）我们可以在第七章论到「我们爱上帝的世界」那里，看看这个衍生关系是怎样的。那里开首写道，「我们分享上帝对其世界的热情，爱着一切上帝所造的」。而在(a)段里则指，这爱（爱着上帝造物的世界）不只是对自然界的热爱，更不是对自然的泛灵崇拜，而是「我们对上帝的爱的逻辑表达，关怀那属他的」。又指，「我们关爱地球，最简单的原因，是在于它属那我们称为主的。」（页10）
换句话说，这个衍生性，是指我们爱着属上帝的一切。这一点，似乎要超越颁令式（mandate）的使命（例如传统的「大使命」讲法），但又未能提供一个清楚的神学理由，而单单是一个「逻辑」。也值得留意，文件否定了那种拥抱自然的热情是圣经所教导的（虽不至禁止），这显然放弃了美学之路。
其实，在这一章我们看见大会是如何希望把环保的位置提升，(a)段第二段文末尾便指，「受造关怀(Creation care)因此是一个福音的议题，在基督的主权之下」。第三段更阐释道，「整全的使命意味着，分辨、宣告、并活出圣经的真理，即福音是上帝的好消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架和复活，为了个人、并为了社会、并为了造物」。文中的「并」字是作加强语气的。只是，这个并列，刚好就把事情分成三部份，在强调它们的「整全」时，其实引入是它们的不能整合。这种情况在三十多年前对福音与社关的整合时，一样出现；所以至今香港福音派教会都跟随着，无法把两者融合，那条人造的分界一直不能突破。
其实，当我们返回第十章，看看这个使命的整全性时（(c)段），第三大段文字提到，「整全的使命（Integral mission）是福音的宣讲和展示。它不是简单的让布道和社会参与并行的做。」可见，大会是希望突破这种持续了三十多年的「使命二元论」的错误或限制。文件接续指的是，宣讲会有社会后果、而社会参与亦会有布道效果。又指，「如果我们忽视世界，我们是背叛了上帝的道，那差我们出去服待世界的。如果我们忽视上帝的道，我们没东西可以带给世界。」这里，世界（world）和道（word）是一组刻意选用的修辞。这一个把布道和社关从属于使命的尝试，显然仍然保留着「使命二元论」的框架，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领域出现了比「并行伙伴」更进一步的说法，就是一种「后果」的交错。大会未有考虑一个更具转化性的框架，就是辩证（dialectic），即是说，把布道和社关视为同一件事的两面。而且一如以往，我们不能找到对文化和艺术创作的讨论，即把生产(poiesis)纳入到教会使命（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这是在理论〔theoria〕和实践〔praxis〕以外，第三个人类活动领域），这一直影响着福音派以功能性处理一切生产活动（即对布道有否利用价值）。
无论如何，大会的框架可望推动香港的福音派教会（草拟人之一便是香港中国神学院院长余达心），它们必须向前走多一步，就是以「上帝的使命」取代「大使命」，以「整全使命」取代「整全福音」，并以「爱道、爱世界、爱使命」取代「爱神爱人」。
除了理论框架，在实践向度而言，亦有很多值得福音派教会提倡和推动的方向。在第九章「我们爱上帝的民」里，便提到爱的三个呼召，就是要合一、要诚实和要共济。（页14）「合一」针对的是要在教会里，突破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藩篱，包括了「种族、肤色、社会阶层、经济特权或政治拉拢」。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治疗香港教会的权力倾斜，并小机构和大堂会的山头主义。
另一点论到「诚实」，便指我们「要斥责骄傲的偶像崇拜、操控成功、消费主义的贪婪，它们诱惑着我们当中许多人，并我们的领袖们」。这一点适用来指斥香港教会恋栈媒体、布道和敬拜娱乐化，并不少领袖们爱好曝光率（一边布道、一边渴望被报道）的种种弊病。
至于「共济」（solidarity）一点，文件特别指出，那不只是要实践怜悯，而是学习受苦教会教导着我们什么。这也可望扭转福音派教会，在谈论国内教会和宣教地区时的高姿态，一种「华人接最后一棒」的差传论述，好应该结束它早已结束的历史任务了。
在关怀贫穷一段（页11），也提醒我们，这关怀不只是怜悯，而是要「行公义，要暴露和抵挡一切对穷人的压迫和剥削」。这一种传统只会在左派或马克思批判里看到的字眼，罕有地在福音派大会的文件里找到。这可能意味着很重要的概念突破：福音派教会必须尽快终止「救人灵魂、不沾政治」（却实质与权贵靠拢）的伪善态度。
让我们拭目以待，香港福音派能否有着一样的视野，有它声称为盟友者的使命更新。
（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