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究竟有没有煽动刊物的名单？虽然官员没有正面回答，但大家心里有数，在某些官员心中起码必定有一份敏感刊物和敏感人士和团体的名单。大家只要留意，公共图书馆有些书籍会无缘无故下架，有些人或团体无论参与、筹备任何公开的文化艺术和团体活动，都很难获批准，或者在临近举办时会遇到各种古灵精怪的理由而被迫取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无可奈何，不等于大家会蠢得相信那些忽然漏水无电的牵强理由。这些封杀某些人和团体的行为，大家投诉无门只能「硬食」，不过，若果是被捕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法治社会，任何人被拘捕后，当局都应该尽快作出合理的交代，若果涉及出版及言论自由更必须尽快公开准则及理据，以免其他人在不知情底下误堕法网。
另一方面，若果真的有所谓禁书的名单，那么必须清楚向市民解释，究竟界定禁书的准则为何？谁人有权决定？若果当事人或其他市民不同意，有何上诉的途径或机制？出版及言论自由乃香港过去赖以成功的重要基石。而在普通法的基础上，一个人未被定罪之前应假设是无辜的，同样，任何刊物未被法庭裁定违反法例之前，不应被界定为禁书。若任由行政机构私下决定何谓禁书而又不公开原因，这对出版界、书店和购书的小市民都不公平。而最损害法治精神的做法，是要市民自己揣摩上意，估计哪一些是禁书。就算有些人或团体触犯了某些法例，他们所出版的书或转载他们言论的书，不会亦不应自动成为禁书。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入罪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石。千万不要回到那些年代，某些人若被视为黑五类，书籍会自动成为毒草，连与他们交谈也成为罪状。不要将香港倒退至一切政治挂帅及狂热的年代，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异见人士或不愿跪下作奴才的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国家的安全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尊敬和信任，而不应是白色恐怖和以言入罪。
此外，保护消息来源是新闻界获得知情人士为维护公众利益报料或告密的基础，若没有足够保障，一些官员或接近权威的人士未必敢冒此风险。因此，作为记者的就算要冒坐牢的风险，亦不应泄露消息人士的身份，否则未来就算权力机关犯了多大的错误，恐怕亦没有人敢报料，亦没有人可以阻止。而作为专业的记者，应该有宁愿坐牢亦要保护消息来源的权利，并以此作为拒绝解密的合理辩解，执法部门在未得其同意之前，不应强行解密及检视其手机。
（作者为明光社总干事。文章于3月26日原载该会专页，蒙允准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