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Yancey与Karl Barth婚姻失序事件，曾在基督教公共空间引起广泛讨论，亦成为不少信徒与教会领袖尝试回应的公共议题。一般而言，「悔改」与「赦免」虽被视为此类事件不可或缺的取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两人的讨论并非单纯聚焦于行为本身，而是逐渐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评价路向。本文无意重述事件细节，亦不尝试重作道德裁决；笔者所关注的，是这些回应方式本身所反映的伦理理解。
在不少论述中，人们往往将Barth 置于「具重大神学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这诠释框架下，倾向将其私生活理解为一种「不被认同，却可被理解」的情境。此类回应通常诉诸人性的复杂，以及恩典对罪人的包容；在这样的理解进路下，责任的承担与具体的伤害往往较少成为讨论的焦点。相对而言，Yancey 作为仍然活跃于教会公共空间中的基督徒作家，其行为则直接被置于公共见证与伦理责任的讨论中，他的公开悔改被视为必要，其在公共空间的位置亦需要重新评估，「退场」遂被视为一种合乎伦理的回应。这种差异提示我们，问题或许不仅在于「失德」行为，而在于基督教群体如何因应不同人物在公共想像中的位置，形成相应的伦理判断。
圣经叙事的重探（大卫与拔示巴）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回到圣经叙事里，重新思考罪与责任应如何被理解。论及此议题，不少人常引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悔改，来说明人当尽的责任即为悔改，而上帝亦因人的认罪而赦免。笔者却认为，若要更完整地探讨罪与责任，仍须聚焦撒母耳记下十一至十二章，具体地看圣经如何描绘上帝对罪的指认，以及对责任的追问。
撒母耳记下十一至十二章记述了大卫失德的叙事。笔者先聚焦在十二章先知拿单与大卫的对话。拿单深知他面对的是一位手握权势的君王，故对话之初并没有直谏大卫过失，转而讲述一则比喻。比喻中的主角──富者──没有动用自己丰厚的资源，却夺取了贫者仅有的小母羊宴客。Walter Brueggemann 认为这对大卫而言是一个游说陷阱（rhetoric trap），1拿单要引大卫入局，待其作出道德判断后，才直斥其非，继而宣判他必须承担的后果。基于事件已无法再隐藏，大卫承认了自己的罪（十二13）。回看十一章，叙事始于大卫与拔示巴发生关系，致使其怀孕。为防事情败露，大卫设计将拔示巴所怀的孩子归给她的丈夫乌利亚，于是安排乌利亚与拔示巴同房；岂料乌利亚对大卫的忠诚，致使大卫计划失败。大卫再设局杀害乌利亚，将其伪装成战争的牺牲品。乌利亚死后，执行诡计的将领约押命使者带死讯回覆大卫。约押原以为大卫会因乌利亚的死而激愤（20节），岂料大卫的反应极其冷静，反过来安慰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十一25）。Robert Alter 形容大卫的反应极其冷酷无情。2纵观全程，经文没有交代大卫对此怀有悔意，他的认罪是发生在事件被揭发之后，笔者称这为「被动式」认罪。
在摩西律法的框架下，十诫属于「定言法」（apodictic law），是不设条件，也是一条不可逾越的伦理界线。大卫在这事上，不单纯是偷情这么简单，他同时触犯了十诫其中三项：杀人（出二十13；申五17）、奸淫（出二十14；申五18）、夺取他人的妻子（出二十17；五21）。他更在乌利亚死后名正言顺地迎娶拔示巴，企图了结此事。拿单的比喻已道出大卫失德这事无疑是在滥权，他利用那强者的权力，夺走弱者仅有的。3 Brueggemann 认为大卫因没有约束自己的王权，沦为权力的「夺取者」（taker），什至公然挑战神圣秩序，将不应拥有的视为理所当然。他又批评大卫的行为极其犬儒，直言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表演。4
叙事分析与现代应用
大卫犯了大错，是他偶然的一时冲动？是拔示巴主动引诱而构成事件的发生？又或者发生此事后，他人性的阴暗面才浮现，遭致继续犯罪？若真是如此，他是否仍是情有可原？J. Cheryl Exum 提供了另一个解读方向，她认为传统往往将圣经叙事中的性行为简化为诱惑与冲动，而忽略了叙事结构和语言表达如何来定位权力关系，以呈现事件背后带出伦理上的复杂性。5若仔细读十一章，经文至少7次出现「大卫差……」。6反映大卫一直在筹算／策划整起事件。Ronald H. van der Bergh 以叙事学进路（narratological approach）分析大卫—拔示巴—乌利亚人物出现的时序来指出大卫行为的伦理考量。他认为大卫每一个行动皆独立且清晰，并没有出现「失误时刻」（lapse of time；即「行为瞬间失守」）。大卫通奸而至杀人，呈现出一种堕落的进程，7 从他看见一个正在沐浴中的女人开始，便没有回转的意向。至于拔示巴是否主动诱惑，这不是最关键的，其关键是运用权力的一方。「大卫差……」的句式中，拔示巴是被「召唤」的（十一4）。大卫的行动不能定性为「偷情／出轨」，而是「权力掠夺」。至于拔示巴，鉴于她当时刚结束月经（十一4），需要沐浴以行洁净之礼（参利十五19-24）。因此，若推测她正在行使合宜的礼仪，也是合理的。
若将这段叙事置放于今日的世界，大卫、拔示巴、乌利亚的角色可以被转换。大卫的角色不妨置换为任何性别、年龄、或阶层的人，只要她／他是可以握有行使权力的能力。相应地，拔示巴亦可以被理解为不同位置的承载者，她／他可以是主动建立关系的，也可以是在不对等关系中被动、什至被迫卷入的一方。乌利亚则可以是配偶、亲人、邻舍、朋友，什或是同事。（待续）
注释：
- 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Interpretation Commentar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0), 279-80.
- Robert Alter, The David Story: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of 1 and 2 Samue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249.
- Carole R. Fontaine, “The Bearing of Wisdom on the Shape of 2 Samuel 11-12 and I King 3,”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Samuel and Kings,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4), 143-60; Tikva Frymer-Kensky, Reading the Women of the Bibl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Stories (Schocken Books, 2004), 143-69; Alter, The David Story, 249-50;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270-82.
-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271-73, 279-82.
- 有关J. Cheryl Exum 对男女性行为的解读，参 J. Cheryl Exum, Fragmented Women: Feminist (Sub)versions of Biblical Narratives, JSOTSup 163 2nd ed. (Sheffield: JSOT Press, 2016)。她对此事件有另一种诠释，指出整个事件中，拔示巴没有说话权，她什至将事件解读为大衞是有意图地强奸拔示巴。参 Exum, Fragmented Women, 143-69。
- 「大衞就差人打听那妇人」（3节）、「大衞差人……将妇人接来」（4节）、「大衞差人到约押那里」（6节）、「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6节）、「大衞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14节）、「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使他被杀」（15节）、「大衞差人将她接到宫里」（27节）。
- Ronald H. van der Bergh, “A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Time in 2 Samuel 11:2-27a,” Old Testament Essays 21, no. 2 (2008): 498-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