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今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衞生日，政府近年亦推动职场精神健康。然而，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委会）近年接获不少个案，指医管局接连发生职场欺凌事件：有基层员工被同事长期用言语暴力兼涉及性骚扰的说话伤害，亦有员工被上司无辜指控盗窃却无从辩解……相关事件均对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工委会表示，从有关个案可见，该局对职场投诉事件往往冷处理；又指现时雇傭条例对工伤的定义狭窄，对于因职场欺凌所造成的精神伤害未被纳入工伤範围感无奈。
在公立医院当清洁工超过10年的阿桦（化名），长期受某同事欺凌，虽曾上报但从未获受理。直至2023年2月19日，阿桦被严重欺凌，该同事一直尾随阿桦以粗言秽语谩骂。其间，二人进入茶水间，她更站在阿桦身后「扮讲电话」，以带有人身攻击及性骚扰的言语指桑骂槐，并暗示待阿桦在医院更衣室洗澡时，用扫把作出性暴力行为。
事发后，阿桦每晚都不能入睡，深怕会遇上该同事。虽然阿桦事发当晚已向上司作出投诉，但到3月13日，她仍被安排与该同事同更，二人碰面时，阿桦更即时情绪崩溃、眩晕，需被送到急症室。那天起阿桦停工一年，被转介到精神科接受治疗。医生诊断阿桦患上适应障碍症、焦虑、抑郁。
查询处理投诉情况 医管局只重申「处理咗」
到2024年4月复工，阿桦因获医生发「轻工纸」，可暂时调离原职。但上班期间，她仍然慌张，担心再遇上欺凌者，故曾询问上司其投诉的处理情况，但对方仅回答「处理咗」、「处罚咗」。惟阿桦有所质疑，皆因欺凌者仍在原来岗位，彷佛若无其事。同年7月，阿桦透过工会理事得知中央支援部经理的回覆，指事件在一年前「已经处理咗」，更指已向当事人（即阿桦）交代、「（当事人）接受咗」。但事实是，从未有人向阿桦作任何交代。
由于阿桦想了解内部的投诉政策，3月曾向人事部索取人力资源手册，惟遭拒绝，原因是「太多页数」。直至7月18日，工委会以书面介入，对方仅提供手册目录，要求工委会先选取所需章节方提供内容，前后折腾了4个月，阿桦才取得部份内容。直至7月31日，人事部与阿桦会面，但只重申「已处理事件」。即使阿桦想了解如何处理，人事部亦以私隐为由拒绝透露。
事实上，工委会自2023年年底接触阿桦后，先后多次去信医管局相关部门，对复工安排表达关注；又转达阿桦的诉求，包括要求相关部门妥善处理2月19日的事件，对欺凌者作出适当处分，要求欺凌者道歉。同时，工委会亦要求医管局提供调查事件的进展及结果。然而，医管局只敷衍回应。工委会质疑医管局从未认真了解事件，即使阿桦提供了茶水间对话的录音，局方却没听取。工委会又指若部门已处理事件，为何没把欺凌者调职。工委会项目干事林凯汶说：「你嘅复工安排系咪要确保同事唔再有惊恐情况发生……佢（欺凌者）又继续喺度返工，好似个炸弹永远喺度，我就要避开个炸弹。」
职场欺凌致精神损害 不被视为工伤
虽然欺凌者在今年4月终于调离原职，阿桦亦在5月返回原来岗位，但她说：「对我嚟讲系一个心结，佢（上司）无处理，觉得佢欺压紧我呢啲基层。」阿桦希望医管局承认事件，并承认事件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为工伤。
自2023年的欺凌事件后，阿桦在同年5月已基于工作期间受到精神伤害，向劳工处申报工伤，而她所提交的医疗文件亦提到情况是由同事欺凌所致。惟劳工处指无法确定欺凌事件与阿桦病况的因果关系。医管局亦拒绝承认工伤，也拒绝发放工伤病假钱，令阿桦用尽所有有薪病假后要放无薪假。
此外，工委会亦循职安健方向，代阿桦向劳工处作出投诉，竟得到如此回覆：「有关职场欺凌／性骚扰的事宜非本处的服务範围，因此未能回应。」最后，工委会尝试向平机会投诉，但平机会指事件已过申诉期（案发后一年内）；并就阿桦递交的录音回应指事发地点在医院，属公共空间，而对方的谈话内容似在讲电话，表示「一般合理的人应不会预期其与第三者的对话会冒犯、侮辱或威吓附近的人」，认为事件不涉性骚扰，今年1月正式拒绝受理案件。林凯汶批评，平机会无视投诉信提及事发经过，只抽取录音回应投诉，否定有关事实，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廿年心结 情绪病久未能愈
不过，职场精神损害的影响并非一时三刻，往往可持续数十年，在公立医院工作30多年的清洁工韦姐（化名）就是一例。廿多年前，有医生因迁调办公室向韦姐借板车，当时她将一架放置在某部门的板车借给该医生。这看似是平常事，韦姐隔天更放假一个月，岂料复工后即被指控盗窃。原来板车属该部门斥资购买的「私家物品」，因此他们责怪韦姐不问自取，更写投诉信给其上司追究事件，指控她盗窃。
虽然韦姐尝试向上司解释：「㗎车不过系借嚟畀个医生用。」但其上司说：「你唔好扯个医生嚟讲，唔关个医生事。而家你唔问人哋、攞咗人哋架板车，就系你唔啱，人哋有权报警拉你。」这番话令韦姐激动得不断哭泣，要被送到急症室并留院，更要转介精神科，被诊断患上抑郁。
其后韦姐出院上班，其间又因病请假数月再复工；过程中，上司们多次召见她要求签纸承认盗窃，使韦姐十分难过。她哭诉：「我做咗咁多年，一向任劳任怨，你哋叫我做乜就做乜，点解你哋今次咁样冤枉我？」
后来韦姐选择调职，宁愿自己一个工作，与其他同事保持距离，而她的精神问题亦有所纾缓。直至两年前，韦姐因工伤需申索赔偿。此事使她忆起廿多年前被冤枉的经历，因而经常哭泣、不想见人，更患上创伤后遗症，令本来已在服食精神科药物的她要加药，包括镇静剂，求诊次数增加。时至今天，韦姐仍需看精神科医生，但她希望向一众老板、上司发出信息：「要体谅我哋啲低下层嘅人，听我哋申诉……唔系一句你话啱就啱，你话错就错。」
职场欺凌不属劳工处服务範围
2019年，政府推出了《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医管局亦有签署，更被嘉许为「卓越机构」，林凯汶形容是一大笑话。她表示，工委会接触过不少医管局基层员工，包括清洁工工友、病房助理等，发现该局对职场投诉事件往往冷处理，不作调查，然后要求受害者或较弱势一方签文件，惟当中内容往往失实或对受害者不公。「经历呢啲事，通常都系基层员工，遇事时往往唔识反抗，亦饱受精神困扰，要寻求精神科治疗，接受心理辅导。」
她又认为，现时雇傭条例对工伤的定义相当狭窄，以致持续的压力或欺凌事件，难以符合工伤定义。事实上，法例上对精神伤害也没有清晰定义，而要证明精神伤害的因果关系，门槛亦高，以致雇主很容易推卸责任，员工要被迫放无薪假处理事件。她质疑为何职场欺凌不属于劳工处的处理範围，指劳工处接获投诉后该作出巡查。「当有事情发生，劳工处、职安局就话职场欺凌唔属于佢哋嘅服务範围，变相劳工处有份鼓励欺凌事情发生。」
医管局其后回覆传媒查询，确认有病房清洁员工报告被同事以不恰当言语对待，部门已即时调查，并按既定程序跟进；又指一直与投诉人积极沟通，及安排涉事员工分别在不同地方工作，而院方已按照《雇员补偿条例》处理该员工所申报的工伤个案。
（ 10月17日中午12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