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在「勤有功，戏无益」的氛围成长（无是在家庭、学校、教会），我对游戏总有保留，还记得大学时代，曾因为在教会里玩国际穚牌而跟长辈争辩，原因是「玩啤牌」会失见证云云。如今时移世易，许多教会又希望借卡牌、桌游、电竞去布道与牧养，那么游戏又有点被工具化了。
若我所观察到的未致太偏离现实，近年来，游戏在教会圈子的确比从前受落，不论是游戏在事工与牧养上的应用，还是游戏的神学讨论与信仰反省，都比从前多。我若有机会与同工分享，或许可凭自己有限的眼界稍为疏理与此相关的人物与作品，为有志探讨的人提供一个粗略的起点。先旨声明，我的主修并非圣经或神学，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本文所论及的皆来自有限的涉猎，相信有挂一漏万或误解之处，于此但求抛砖引玉。
一．游戏定义与理论
英文里的play与game都被翻译为「游戏」，但其意义却不同。Play有游玩、嬉戏、玩耍、玩乐、扮演、表演、参与的意涵；Game则有指游戏、竞技、比赛、赛局、运动。许多现代有关游戏的着述都指出，游戏（play）在古希腊思想中并非边缘议题。柏拉图认为人类是神的玩物，人有责任跟神「游戏」。而儿童的游戏应受规範，因为「游戏是教育的起点」；若孩童在错误的游戏中成长，灵魂将偏离正道。亚里士多德则提出「閒暇」（scholē）这概念，认为幸福生活并非仅靠劳动，而「机智╱欢愉」（eutrapelia）更是一种美德。他指出适度的玩笑与娱乐能调和社交生活，这一观点也被后来许多人采纳，如中世纪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近代的雨果拉内（Hugo Rahner）、现代的艾格恩（Brian Edgar）都引用。
近代有关游戏的定义，多以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看法为起点，他在1938年写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 ，指出人类的文化乃从游戏中发展出来。游戏的特质包括了这是自愿的活动；游戏自有目标、自有秩序，游戏本身就是秩序；游戏与日常生活分割，不是真实的生活；游戏场地有如圣地般分别出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魔法圈magic circle）；游戏的渗透性强，足以夺去玩家所有的注意力；游戏在社会里创造了不同的群体，社会亦让不同人在独特的游戏中确认自己的身份。
法国的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在1958年的《人、游玩与游戏》（Man, Play and Games）中批评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定义太强调竞争，而他则进一步将游戏分为四个类型：竞争（agôn）、机会（alea）、模拟（mimicry）、眩晕（ilinx），然后再从戏耍（paidia，自由、即兴）到技游（ludus，规则、结构）为光谱的游戏精神，以这四个类型与光谱为横直的表格而列出不同的游戏。
与上述两者鼎足而三的，可说是伯纳德舒兹（Bernard Suits）在1978年出版的《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The Grasshopper: Games, Life & Utopia），这是一本以寓言方式阐述观点的书，以将死的蚱蜢跟蚂蚁及其他角色的对话来表达。最常被人引用的那句是「玩游戏就是自愿尝试克服不必要的障碍」，借此说明游戏可定义，反驳维根斯坦以「家族相似性」的观点来说明游戏无单一定义的主张。他认为游戏有至高无上的内在善美，在乌托邦中人类不再需劳动，生活将全由游戏构成。
宗教学者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在1986年出版《有限与无限的游戏》（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则提出有限的游戏（finite games），即有明确规则、界限与目标，是以「输赢」来结束游戏；以及无限的戏（infinite games），没有固定终点，目的是「继续玩」，并强调创造、成长、关系与探索。因此，信仰就是有限游戏，而宗教则是无限游戏，无限游戏的玩家不可能成为任何信仰的信徒。（出版后编按：作者补充，詹姆斯卡斯后来的着作The Religious Case Against Belief［2009］，延续有限与无限游戏的思想，指出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僵化而封闭，至于宗教［religion］是开放而富诗意，可说呼应了他1986年前作的一句：「对无限游戏玩家来说，成为基督徒并非必要」。）
美国教育学者Brian Sutton-Smith于1997年所着的The Ambiguity of Play（其实他早1969年已跟Elliott Avedon合编The Study of Games）亦是经典，他对游戏的定义比上述三者广阔，他提出七种「游戏的修辞」（rhetorics of play）来说明界定游戏模糊、矛盾的定义，包括：命运（fate，强调机运）、权力（power，如竞技与支配）、身份（identity，如节庆，强化群体认同）、进步（progress，强调发展与学习的游戏）、想像（imaginary，如展现创造力幻想游戏）、自我（self，如个人娱乐追求内在满足）、轻浮（frivolity，被主流忽视的非正统游戏形式）。他更列表为这七种修辞列出其历史、功能、形式、玩家身份、学术範畴与学者。
由是观之，人类对游戏概念随时代一直发展。从古代希腊开始思考时，有宗教与实用的因素，到近代对游戏的定义由文化、社群、哲学、教育各方面探讨。由于本文不是以界定游戏为重点，所以不再赘述。或许我遗漏了不少重要人物与着作，对这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其他作品（如法国学者史铁凡休维尔Stephane Chauvier着《什么是游戏？》）。
二．教会历史上的游戏观
在教会历史中，我们对游戏的态度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从怀疑到接纳的历程。早期教父如特土良（Tertullian）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对游戏与娱乐（竞技场与异教崇拜）态度反感，特土良更谴责游戏为「魔鬼的发明」，警告信徒远离这些活动。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学大全》中却认为，不游戏会跌落罪里，因人的身体与灵魂都要休息。他在《神学大全》第二部第二份，问题168，第二条提出在游戏中有三个准则：首先，游戏所追求的快乐不应来自不雅或有害的行为或言语；其次，不要完全失去心智的平衡；第三，必须谨慎。由于这三者都在理性里面，所以游戏可被视为德行。他引用亚里士多德「机智」（eutrapelia）这概念，一个人因心智灵活而显得风趣，能使言行带有愉快的色彩。
宗教改革时代，虽少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直接讨论游戏，但他重视休閒，认为这可让人恢复精力。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肯定娱乐活动是神所赐的恩典（但他又会叫人避免所有愚蠢的运动）。
三．近代游戏神学的兴起与讨论
在上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社会变化，反战、反权威、反压迫的思想，与「上帝已死」思想挑战传统信仰，加上资本主义社会亦使人们对工作伦理产生困惑。在这背景下，一些神学家尝试以游戏来重新诠释信仰的自由、喜乐、救赎与盼望。
我能找到有关游戏的神学着作与想法多出现在近代，耶稣会士雨果拉内（Hugo Rahner）在1949年撰写的Man at Play可谓近代游戏神学的起点（如有错漏请指正）。他沿阿奎那的进路，提出要明白「游戏的神」才能明白赫伊津哈提出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的想法。既然人是照神形象被造，因此游戏是人类灵性的一种表达，教会的礼仪、诗歌、舞蹈是人类参与神圣游戏的方式。他引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优雅机智（eutrapelia）这一种被遗忘的美德，这是介于严肃与滑稽之间，是灵性成熟的表现，所以游戏是发展机智的场所。
拉内的Man at Play在1967年由德文译为英文，莫特曼（Jurgen Moltmann）所着的Theology of Play亦在1972年由德文译为英文，这书是从他的论文The First Liberated Men in Creation而来。这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对工作与休閒的讨论，在相近日期译为英文，可见欧美同一代人对游戏神学的关注。
莫特曼在书首以越南有无辜的人被杀、印度的孩子挨饿、巴西的人被折磨为起点，提出「我们怎么还能在这陌生的地上玩耍？」，莫特曼从创造去思考游戏，他指出「整个创造就是上帝的游戏，这是上帝以不可思议与不需理据的智慧来玩的游戏」；而人在游戏里体验上帝的创造，从而得享自由，至于我们的敬拜，则是神与人的游戏。游戏是「无力者用来摆脱枷锁的手段」，是人在政治不公与压逼下的解放工具。游戏作为保持人性的一种方式，能通过展示生活中幽默的不协调，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游戏是经验未来新生活方式的途径，是对弥赛亚筵席的预尝，为我们的未来作准备。
在Theology of Play书里同时收录了三位美国学者对莫特曼的回应。第一位是神学家兼心理学家Robert E. Neale，他在1969年出版了In Praise of Play一书，在这里他以“The Crucifixion as Play”为题撰文，挑战莫特曼在末世论框架看游戏时仅限于喜乐与自由的观点。他挑战莫特曼认为耶稣在道成肉身和复活中游戏，而在十字架上受苦不是游戏的想法，这就出现了一种中场休息的问题。他以历奇╱冒险（adventure）来描述道成肉身、十架受苦与复活的过程，从而指出游戏能包容悲剧元素，基督在十字架不仅是苦难，亦是一种游戏的形式。第二位在1969年出版了An Apology for Wonder一书的Sam Keen，他撰写了诗歌Godsong来回应莫特曼，他以诗歌表达游戏为人类与神之间的舞蹈与歌。后来Robert K. Johnson结合Keen撰写的To a Dancing God、An Apology for Wonder和Telling Your Story指出，Keen认为基督徒应以第一人称来谈论信仰，而游戏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游戏能够成为一种让人体验到神圣经验的方式（Johnson认为Keen的想法是自我中心与犬儒，忽视了被压逼的他者，所以这是完全意识形态而已）。第三位是在1970年出版了Gods and Games的David L. Miller，在该书里他已提出游戏神学应该是「一个关于游戏、借游戏而成并且为游戏而设的神学」（A theology of play, by play, and for play）。他回应莫特曼时以“Playing the Game to Lose”为题，批评莫特曼认为基督的十字架并不属于游戏本身，莫特曼过度透过末世希望的镜头，诠释游戏与创造的神学。他主张游戏应包容「输掉游戏」的元素，输亦可以是赢，我们的人生是胜中有败和败中有胜的游戏，一场互相超越的游戏。
莫特曼对三位美国学者的回应似乎感到无奈，他最后以“Are There No Rules of the Game？”作结束，他觉得上述三位对他的回应，反映大家虽然活在同一世界，但内在空间却是不同。他认为每个人都玩自己的文字与思考游戏，大家都误会了对方，但比起游戏、自由和解放更重要的，就是人可以从深处赞美他。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欢欣、玩耍、欢笑、爱和舞蹈，乃至摆脱枷锁。
在此之后，有关游戏神学的作品看似静了下来，但在七八十年代，起码仍有两本不得不提的作品。先是耶稣会士James V. Schall在1976年出版的Far Too Easily Pleased: A Theology of Play, Contemplation, and Festivity，然后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Robert K. Johnston在1983年出版的The Christian at Play。
Schall认为游戏是反映创造主喜乐的镜子，但人因罪陷入功利与焦虑里，而基督的救赎则释放人，让我们可以自由地玩。他比拟游戏如默观，默观的灵性态度是开放的，如球赛（游戏）观众想看完再看。默观与游戏的本质都是自由，他引用Josef Pieper所着的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指神圣的敬拜是人类自由的标志与保障，从而指出游戏与庆典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所以节庆如基督教礼仪那样可培养喜乐与团契，并平衡劳动与休閒。
Johnston在The Christian at Play里评论了好几个游戏神学观念，他指Sam Keen讲的游戏流于理想主义，莫特曼讲的游戏是政治观念，Peter Berger与鲁益思（C. S. Lewis）则把游戏理解为助人预备接受宗教。他则提出了圣经模式（biblical model）的游戏观，包括（1）可以在安息日休息的讨论中听到；（2）是传道书的建议基础；（3）在雅歌里的性爱之中普遍存在；（4）在以色列的节日、舞蹈、宴会和对客旅的款待中得到体现；（5）什至是耶稣的友谊模式核心。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