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在现今社会变迁浪潮中，如何回应公义与社会关怀，持续成为信仰群体的重要课题。居台历史学者邢福增教授剖析华人教会对社会责任的实践与反思，提醒基督徒，信仰不该沦为功利工具，我们应以基督精神为本，积极参与并影响所在社群。
在世界华福中心的《使命门徒》podcast节目中，当邢福增谈及过去50年影响华人教会最深的书，他推介《洛桑信约》（下称《信约》），亦即第一届洛桑世界福音会议的宣言。他认为《信约》提及基督徒社会责任的部份，对华人教会的影响延续至今。皆因过往华人教会受到基要派影响，对救恩的诠释多停留在个人或教会层面，当时教会对进行社会参与的接受度相对低落，或将其视为宣教的工具而忽略了社会参与跟基督大诫命的关联。
邢福增提到当初《信约》的中文翻译有许多问题，虽然现在的版本已经过修正，但他也认为现今的翻译版本并非最好，中文翻译淡化了原文意思。「英文原文有包含social action（社会行动）和social involvement（社会参与），层次更丰富，在进行中文翻译的时候则变成了『社会关怀』。」但他补充，1970年代的教会对社会行动的立场相对保守，有关翻译或许能令华人社会较易接受，而这论点对推动当时教会进行社会关怀已属突破。
「现在的华人教会在这方面（讨论社会责任是否教会使命一部份），还是有不同的纠结。」邢福增认为，《信约》能让我们持续反思当下「是否还没完全能够突破或回应《洛桑信约》中谈及社会责任的部份」；同时，《信约》也提醒华人教会应进行「不以宣教为目的」的社会行动，而社会责任与福音布道两者都是教会要达成的目的──创造更好的社会，进行社会关怀本来就属于基督徒使命的一部份。《信约》更影响了「华福宣言」中教会与社会责任的段落，鼓励教会群体在社会中以身作则，传扬神的爱心。
制度之罪 非个人悔改可扭转
至于重要但是被遗忘的书，邢福增推荐由冯炜文所着的《市井．罪人．被罪者》，指书中以结构性角度看待因罪破裂的社会关系，「人跟神关系的破裂也会渗透到生活不同的範畴，包括社会制度、组织与家庭里。」他指，这个充满罪的制度亦使我们受压迫而成为被罪者。他并形容，这种罪并非能以一己之力的悔改可扭转，而需要透过社会参与来争取社会公义。
邢福增提到，当年冯炜文所属的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在1970年代发起争取立法保障工人权益、以改善工人被剥削行动，从而让被罪者不再受制度性罪恶捆绑与压迫。邢福增认为这种关怀结构性公义的议题，需要有更多人关注。惟有关议题已「被遗忘」，或是缘于个人或社会福音的争辩，导致众人忽略了福音的多元。
被问到对未来20年最重要的书籍，邢福增则推荐《追随基督：作门徒的代价》。作者潘霍华因参加纳粹抵抗运动殉道，邢福增强调「读这本书的时候跟潘霍华个人的生命是分不开的」，这样方能更深刻地理解潘霍华对廉价福音的批判与成为门徒的代价。邢福增又描述了普遍华人教会对信仰存在着一种功利性，这种心态实在需要纠正。
在节目中，主持董家骅牧师提到将殉道的概念延伸到每日的生活，强调「殉道」并非局限在字面含义、要每时每刻做好为主失去生命的觉悟，而是救恩并非廉价且唾手可得的物件；作为门徒的我们应放弃个人的追求，将天国的价值彰显在我们身上，「追随基督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投入在上帝的国度，不仅是看到我们拿到什么好处。」潘霍华的生命故事与他的书籍，无不在警戒我们应纠正自己对于信仰的功利性。
从历史汲取经验 平衡信仰个人性与公共性
其后，邢福增借用195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因被指借传教宣扬帝国主义而离开中国的的例子，引述当时其中一名传教士的话：「基督教只停留在个人层次就完蛋，但如果不从个人层面开始就没有开始过（If religion end with the individual, it ends, if it does not begin with the individual, it never begins）。」邢福增认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宗教虽然从个人开始，惟其发展不应止于此，必须同时具备公共性。然而，若宗教忽略其个人层面的意涵，亦将丧失其价值和意义。
这段历史反映的是当时传教士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彼时的传教士似乎未能找到一个既保留基督教独特性，又能与中国社会文化和平共处的方式。邢福增盼望，如今教会在面对平衡信仰个人性与社会性的挑战时，能「运用过去丰富的经验让我们面对要走的路」，找寻让信仰突破个人层面，在群体以至社会上展现其公共性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