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社会及世界充满冲突的风暴后，我不禁思考「和平」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及「和平伦理学」时，首先必须谈「谁的和平」。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中，和平常被误解为单纯的终止冲突。然而，真正的和平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需要积极努力、理解与尊重的伦理实践。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探讨和平的深层含义，并提出一种超越传统观念的和平伦理。
强者的和平：以领土换军援的「和平税」
让我先讲述第一个故事，特朗普时代的乌克兰危机。当鹰旗再次覆盖白宫穹顶，我们目睹那些标榜着保护弱者的标枪导弹，在华盛顿的权力祭坛上早已异化为政治献祭的青铜法器──正如先知弥迦的所言：他们双手沾染鲜血，却用刀剑犁地播种谎言。骨子里，美国的行动是军火贸易的末世隐喻，就在基辅的断壁残垣间，我看见以赛亚预言的颠倒镜像──不是将刀剑铸成犁头，而是将和平愿景回炉锻造成军火流水线。当特朗普政府要求乌克兰用领土主权兑换军援额度时，这无异于要求饥民用最后的麦种换取面包碎屑。在这个故事里更是资本与武力的末世联姻：那些穿越大西洋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实则是移动的债务收割机。五角大楼的武器清单已异化为现代赎罪劵，白宫幕僚正用无人机作战重写马太福音──让战争归于凯撒，让红利归于华尔街。更令人战栗的，是这种「和平」是「美国优先」教条对普世价值的解构。在这片被战火祝圣的土地上，正冲刷着现代文明的伪善面具。今日基辅郊外的弹坑，何尝不是对每个信仰共同体发出的诘问：这种和平是教会需要追逐的吗？容我更直接地说，这只是「胜利者的和平」。美国强者建设的「和平」，是在地缘棋盘上增加更多卒子，并且将暴力合理化。
或许你与我一样讨厌这种强权下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罗马军团的短剑与当代军援清单，在本质上都是「和平税」的征收工具。正如罗马在边境行省驻军时宣称「以剑止战」，今日五角大楼的武器运输车队也在重演「以军售维稳」的古老剧本。不同的是，现代霸权学会了用民主辞令包装殖民逻辑。罗马和平最深的诅咒，在于它扭曲了「和平」（Pax）的原始意涵：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Shalom」（整全的关系修复），降格为「顺服者生存」的强权秩序。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另一个故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
弱者的和平：愤怒和同情背后的简化与歪曲
从1948年「大灾难」的尘埃中，76万巴勒斯坦难民的脚步刻下现代出埃及记的伤痕。吊诡的是，曾穿越焚尸炉烟囱的犹太民族，在迦南地举起的竟不是葡萄枝，而是枪管。这创伤若未经宽恕的活水洗涤，终将在权力沙漠中长出带刺的仙人掌，用新伤口的血滋养旧疤痕。西岸定居点的混凝土正吞噬92%的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走廊的封锁墙将200万灵魂铸成活祭，2018年的边境镇压染红的大地。新一代巴勒斯坦人成长于检查站与无人机阴影下，其抵抗形式变得愈发激进：2023年约旦河西岸袭击事件激增47%，少年投掷石块的画面成为常态。以色列则以「反恐」为名强化镇压，形成「暴力哺育暴力」的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平民的创伤记忆正以相反方向积累──犹太社群强化「被围困」的集体记忆，巴勒斯坦青年则把占领日常转化为反抗正当性。就在这背景之下，哈马斯的火箭划过夜空时，我看见伯利恒之星被改装成引信。2018年，边境冲突1,072名平民的死亡数字背后，是将「抵抗权」异化为死亡崇拜的危险转向，这也是「苦难武器化」的结果。这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无数家庭破碎的悲剧。这种暴力循环揭示了和平的脆弱，以及人类社会中根深柢固的敌对思维。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是否承认：在漫长冲突中，没有永恒的受害者，只有不断被仇恨重塑的加害者。
在此，我没有指责巴勒斯坦人的意图，只想道出巴勒斯坦人追求的和平是关于权利。他们想以色列及国际承认每个人都有作为人的应有价值，想为自己寻求正义，终止强权定下的和平规则；他们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最后手段去伸张正义，寻求和平。这就是我所说「弱者的和平」，这不是从一张白纸和一套善的理论开始。它从人们经历的痛苦、苦难和残酷出发，力求给这些人一个被夺走的生活机会。它并不指望每次都能取得胜利，也没有付出所有努力后有什么最终结果的範本。它并不总是知道如何找到资源，或作出调整以满足其要求：它只是寻求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但却被剥夺了的荣誉。这种和平对我来说比第一种吸引，因为它最少让我知道自己不是助纣为虐，而是与弱者休戚与共。
但请你留意，寻求「弱者的和平」是需要动员更大的力量，而唯一屡试不爽、值得信赖的就是唤醒愤怒和同情。不公义会激起震惊、恐怖、厌恶和愤怒。这里存在一个重大问题：要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简化、放大，什至是欺骗，以达到所需的反应。公众通常只能处理一定程度的细微差别，然后就会失去兴趣：但人们的生活及故事几乎完全是由细微差别构成。因此，在寻求传达资讯的过程中，人们最终可能会通过简化，从而歪曲受害者的故事来利用他们。
基督信仰：在敌我界线上种树
站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我发现暴力冲突正以「仇恨」为燃料，在全球加速蔓延。「胜利者的和平」与「弱者的和平」似乎是对着干的，可是它们却有共同的燃料：「仇恨」及「敌人」。那些在乌克兰平原与约旦河西岸燃烧的战火，实则共享同一套古老的暴力演算法：将创伤记忆提炼为仇恨燃料的过程。当特朗普将地缘政治简化为「美国vs全球」的零和博弈，当以色列议会通过「民族国家法」确立犹太优先地位，都在重构诺斯底主义的善恶二元论。就基督信仰而言，破壁者之路在于在敌我分界线上播种第三棵树，这也是我要述说的第三个故事。
乔治贝尔（1929-1958）（George Bell）本可以专注于英格兰教会的内部联系和牧养工作，或者干脆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摇旗呐喊；但贝尔不惜牺牲个人的声望，什至让一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英国圣公会未来领袖的人感到失望，冒着生命危险（例如在战争期间前往瑞典会见潘霍华），与他的普世教会夥伴和海外朋友保持团结。他的行动虽被视为「与敌人为伍」，但他坚持在敌我之间搭建桥梁。他的见证恰恰与那些大多数人认为「遥不可及」的人在一起。这位行走在敌我悬崖间的圣徒，实则以生命演绎了「十架的具体社会意义」的神学践行，他超越二元的和平密钥。
当1918年西线战壕仍弥漫毒气，贝尔推动战俘交换的行动，实则是在炮火中重演「好撒马利亚人比喻」。他看透民族主义的虚妄──那些被铁丝网分隔的德英士兵，在圣餐台前原是共饮一杯的肢体。这种洞见在1933年柏林之行中升华为先知性行动：他拒绝将德国教会简化为「纳粹同谋」。贝尔最激进之处，在于同时拆毁两座巴别塔：既抗拒将德国妖魔化的盟军叙事，也抵制纳粹将教会工具化的意识形态绑架。当他与潘霍华共同守护认信教会时，实则在建造第三圣殿的根基──不是反希特勒的抵抗组织，而是以洗礼盟约重建的「新人类共同体」。贝尔的一生证明，真正突破二元对立的不是折衷主义，而是更深邃的「道成肉身」神学──正如基督并非介乎神人之间的第三方，而是以刺穿二元论的钉痕重塑存在本身。当我们在基辅与加沙寻找第三条路时，或该铭记贝尔的启示：和平的奥秘不在于消弭敌我，而在于让敌人成为「被基督的血浸透的具体某人」。这正是十字架横木的隐喻──那连通天地人的第三维度，总在我们敢于拥抱被标签化的「他者」时显现。
这就是十字架与敌意和权力关系的具体社会意义：仆人的身份取代了统治、宽恕吸收了敌意。因此，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受到新约思想的约束，「像耶稣一样」，这是十字架的具体社会意义。用另外的词汇表达，当自己几乎拥有无限力量和面对毫无仁慈可言的邪恶力量时，「同在」（with）意味着什么？贝尔启示我们：第三道路不在宏观战略的夹缝，而在微观关系的再造。这就是「教会的和平」，也是我认为基督教会在创伤时代所践行的伦理。
（下期续。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