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COVID-19疫情时，教会界除了十分在意实体和网络崇拜的议题，也有不少关于圣餐的神学和延伸的行政讨论。不过，随着疫情过去，「复常」成为了教会界的主旋律。毕竟，当人们能「如常」、「一如以往」地领受圣餐，关心圣餐似乎显得有点多馀。但是，人们有否真的在那段「不如常」的日子中，体会到圣餐对教会群体的真正意义与宝贵，以致在复常之后展现出异于以往的见证？或者，我们会发现教会在后疫情年代仍然有探究圣餐的理由。
不恰当领受圣餐的真正意涵
第一点引起我关注的，是什么才算领受圣餐的恰当态度。教会群体应该如何理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表明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人必须「省察自己」、「辨明那是主的身体」，否则就是「冒犯主的身体和血」？这里到底想说什么？按照一些华人教会传统的思维，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在领圣餐时要省察我『这一个人』的罪过」。可是，当我们仔细研读经文，这类想法与保罗的原意应有颇大的差距，因为他真正想提醒哥林多教会的，是耶稣基督透过死亡带来之救赎，为要使众信徒合而为一，而不是像他们在领餐时呈现的分裂──尤其是富人排拒穷人──的情境。哥林多信徒领圣餐时，并无审视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之态度，反而一边分党分派，一边又以圣餐来声称自己在纪念基督的死，形成了一种自欺欺人且欺神的场面，正是他们承受上帝审判的主因。
可见，圣餐的省察、辨明指向一个比「个人过犯」更大的範畴：整个教会群体领受圣餐时是否记得（remembering），以合一的生命来纪念耶稣基督为众人成就的救赎工作？还是，我们已经把圣餐对教会的要求「驯服」了？一个教会群体在领圣餐时所呈现的问题，往往不只在于礼序是否受到重视，更反映了内藏于我们生命中更深刻的困局。对于今日香港教会群体而言，涉及圣餐的真正问题，诚然是比可以「如常」施领圣餐尖锐得多。
新教的圣礼危机
同时，我认为有另一个重点也值得置身后疫情时代的教会留意。德国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对新教的圣礼观之批判是十分有意义的。参照他对新教原则（Protestant principle）的阐释，新教抗议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后者的圣礼把有限之物宣称为绝对和无限，所以前者重申神圣与世俗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田氏接续提醒，指新教往往矫枉过正，完全抹杀了圣礼作为经验神圣临在之载体的可能性，继而有机会导致圣礼消亡（death of the sacraments）、崇拜消失什或有形教会解体。回首教会历史，当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圣餐论的议题上提出立场相对温和的真实临在说（real presence），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却认为，这种观点无法杜绝天主教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诱使人敬拜偶像的危机。尽管改革宗圣餐论的发展因为尤其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努力，而没有全然遵循慈运理的路线，但新教内部后来确实产生了更为激进的思想，包括主张没有「圣」餐只有「主」餐，或索性禁止任何相关的礼仪。
因此，田立克批判新教的圣礼观常有过犹不及之嫌，并非庸人自扰，新教确实有需要沉淀他的建议，不能只对天主教的圣礼传统说「不」，也要重寻圣礼所以为圣礼的元素。我们难以否认的是，今日部份新教徒的生活似乎浮现出忽视，什至架空三一上帝临在之危机，例如有些人的教会生活陷入行礼如仪的虚空，亦有人掉入一种追求与上帝无需中介建立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以，新教教会不能以「要尊重教会的礼仪」等浅层作为牧养关怀的重心，让人们误会问题最多只在于参与圣礼时不够正襟危坐；而是需要从根源着手，以古典新教的历史与其有限性作为与弟兄姊妹同行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