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一9）

「『异议』（dissent）和『建制』（establishment）是相对的範畴，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¹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进行的「2024香港教会普查」（下作「普查」）于3月27日正式公布后，不少数据很快就引起教内各方讨论。其中，诸如香港华语教会（下作「香港教会」）的崇拜人数在五年内递减逾26.4%，流失近7.1万人，或儿童和青少年崇拜人数下跌率尤其严重（平均年增率分别为-10.4%和-6.7%），² 都是一些例子。可是，如果我们留意到香港教会会友流失率早在2009至2014年的普查已经有27.2%的流失率（2014-2019年为34.1%；2019-2024年为27.4%），而且这个数字还未包括未受洗的信徒和「新朋友」，³ 那么不同年龄的人——不只特定的年龄层——所构成的离堂文化（或「去堂会化」）很可能早在香港处境大变之前已见端倪。

另一边厢，彷佛只有少数香港地方教会（local church，下作「堂会」）对离堂有深刻的关切和行动，因为普查结果指近五年仅有7.1%堂会曾作牧养离堂者的事工、3%堂会与具经验的单位或团体就「离堂者」议题交流合作。⁴  固然要定义「离堂」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除了一些完全离开传统堂会的信徒，也有不少是斜槓信徒，或转到新兴堂会及非华语堂会的信徒，或主要参与网络聚会的信徒等等，然而，无论传统堂会未能正视离堂现象乃源于我们不懂（don’t know）还是不想（don’t want）面对，离堂文化似乎意味不少信徒确实基于各种理由对传统堂会心生不满，而这就涉及到不同的信徒如何理解教会论（ecclesiology）。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能从教会历史中找到今日香港教会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地方。

不从英格兰国教会的异议者们

事实上，尽管罗马教会内部在10世纪左右起先后兴起了克吕尼改革运动（Cluniac reform）及国瑞改革运动（Gregorian reform），但它们关注的主要是教会如何摆脱世俗权力，⁵ 因此在锐意提高教皇和枢机主教团之权力的过程中，虽然削弱了君王对教会的控制（以及省主教、地方主教、信众的自主权），基本上对教会内部的体制架构影响不大。⁶ 堂会仍然必须在教会管辖权（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下运作，只是教皇的主导角色变得更为显赫而已。如是者，当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在16世纪前叶开展后，古典抗议宗对教会权威（ecclesiastical authority）之批判和冲击肯定是史无前例的。话虽如此，信义宗和改革宗在欧洲大陆逐渐成形时，无论是前者的监督制和后者的长老制，⁷ 其对教会体制的看法与实践虽与罗马天主教不一，但仍有清晰的体制架构和权力分工。但是，由于英格兰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源于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在位）偏重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考量，⁸ 继而形成了一种特殊土壤，日渐产生了不同自由教会（free church）的传统并会众制（congregationalism）的教会体制。

当伊利沙伯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在位）决心推行宗教安定政策（settlement of religion, 1559-1563），诸如保留主教制，又制定了崇拜、圣礼、牧者服饰，及订立《公祷书》等等，使英格兰国教会（圣公会）的体制得以稳定成形之际，却触发了不同希冀摆脱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徒之不满，使国内逐渐出现了对国教持不同程度之反对态度的异议者（dissenter，或称「非国教者」，nonconformist）。⁹ 在这种处境下，早期异议者们虽然各有所属的神学光谱，但似乎有一个最大公因数：认定圣经本身能给予真教会（true Church）一种永恒且具权威模式的模式，只是可以完美呈现之的一世纪教会后来亦衰落了，权力于是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的人身上，而当务之急就是恢复使徒时代的纯洁样式。以曾经十分活跃的早期异议者布朗（Robert Browne, 1550s - 1633）为例，他主张公民在民事上虽然应该受到国家管辖，但当局不能以权力来建立教会，因为堂会是基督徒在基督的管治下共同生活的群体。基于这个原因，他指牧者和长老们纵使有从上帝而来的权柄和职分，他们的任命都必须得到堂会的认可。¹⁰ 

早期浸信会和贵格会对教会权威的批判

在这种涉及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争论的特别处境中，其中出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信仰群体：浸信会（Baptist）和贵格会（Quakers/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然而，就算早期浸信会和贵格会群体对传统的教会权威都有相当的批判性，但相关的神学理论和实践不一。

在荷兰共和国（全名为「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1581年立国）建立首个浸信会（c. 1609）、曾是圣公会牧师的史迈德（John Smyth, c. 1554-1612），先是公开反对国教会的主教制而被收监，后来再提倡连长老制亦只是人的发明（mans devise），并基于对「信徒皆祭司」及圣经的阐释而制定了二重职事（two offices）——顺服于全体堂会会众之下的牧者及执事（pastor and deacon/elder and deacon）——的治理体制，¹¹ 从此成为了普遍于各个浸信会的模式。¹² 沿此脉络，我们就能理解1689年由一班英格兰浸信会信徒撰写的《第二伦敦认信文》（Second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of Faith）为什么认定一个堂会是否真教会毋须由外在权柄如主教、监督、长老决定，堂会事务也不必由这些职分所控制。¹³ 这种没有层级（hierarchy）结构的做法，诚然是浸信会教会论的特色之一，也是主张堂会自治的重要神学基础，无怪乎后来由大不列颠浸信会联会（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发表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 1873）表明「每一个堂会都有自由在圣灵的引导下解释及执行他的律法」。¹⁴

早期贵格会对教会权威的批判则较浸信会来得更彻底。这可能与其创始人福克斯（George Fox, 1624-1691）成长于英格兰内战（English civil war, 1642-1651）的时代有关。内战爆发后，人们因为不同教会派系之间多有神学辩论和政治斗争，致使浸信会的影响力迅速增加，但曾在伦敦参与浸信会的福克斯最终寻求另一种信仰实践的尝试。¹⁵ 福克斯与一班同伴大约在1647年开始建立贵格会的群体，¹⁶ 并把辨识上主旨意的功夫转向圣灵直接引导人的内在光照（inward light）¹⁷ ——这就是福克斯曰「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得到上主的启示，因此没有人拥有灵性上的权威」的理由。¹⁸ 如果浸信会的二重职事在特殊权力的议题上尚有模稜两可之势，¹⁹ 或对牧职仍持高度评价，²⁰ 贵格会的做法就显得更为激进，因为后者深信信徒灵性平等、群体能在神的带领下共同找到异象，也对只有神职人员才有释经权的做法有相当大的保留，²¹ 于是以废弃平信徒（laity）的方式来实践「信徒皆祭司」，²² 所以他们的教会不设立任何职分和权威，亦不以投票来处理教会事务。

不过，我们必须留意的是，浸信会和贵格会作为两个自由教会的传统，其对「自由」的定义非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轴。浸信会虽然指上主直接跟每一独特的人打交道，召唤每个人以悔改与信靠来回应福音，但最终是把个人置于一个被拯救的信仰群体之中。²³ 所以，浸信会视个体的对福音的自由回应为一个人信仰历程的一个部分，却没有否定堂会群体的意义。²⁴ 会众聚集是为了一起聆听圣经的话语、祈祷并彼此聆听，好辨认上主包括他要如何管治堂会的旨意，而非表达个人喜好或找出大多数人决意，²⁵ 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浸信会已经十分重视会众同行（walking together）的神学：「根据基督的任命，愿意一起同行，献出自己给上主，并且彼此交付给对方。」²⁶ 可见，浸信会的确否认传统的教会管辖权（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权），但堂会自由不等于个人或堂会自主（autonomy），因为所有会众和堂会必然在三一上帝的统领下。²⁷ 至于贵格会，以群体为先的意识就更为明显。以他们召开事务聚会（meetings for business）为例，就是以群体的辨识工作来寻求上主的旨意。如果大部分与会者未能就某一议题达至共识，就会继续尝试辨识，什至延迟、押后决议。²⁸

浸信会和贵格会改革教会的限制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早期异议者的教会观有其限制及值得后人鉴戒之处。首先，是浸信会堂会内部的领导问题。浸信会既主张堂会自立，牧者—执事—会众的权力关系在其历史中自然没有划一的神学，但无论采纳哪一种实践方案，三者之间的张力不可能完全消弭，要长期取得适当的权力制衡绝非容易，²⁹ 少不免会产生各种混乱的情况。此外，虽然在早期浸信会历史占有一席的亚平敦浸信会协会（Abingdon association）于成立备忘录已道「基督的各堂会应在有疑问的问题和争议方面互相保持牢固的交流以提供建议，因为各个堂会之间的关系，与同一个堂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³⁰ 若这尚且可以说明各个浸信会堂会之间的合一关系，我们依然不能否认浸信会传统使她容易徘徊在宗派排他主义（denominational exclusivism）的边缘上，什至沦为孤立主义者。针对这类危机，美国浸信会神学家费利民（Curtis W. Freeman, 1955-）就出版过《争辩中的大公性：为他异的浸信者做神学》（Contesting Catholicity: Theology for Other Baptists, 2014）一书，意在勉励浸信会群体要在自己的历史和神学中重拾大公性的信仰意涵，以体会教会的根基既在三一上帝，就必然同时意味群体性、开放性和大公性。³¹

至于贵格会，在成立不久后就已经面临不少考验，使她很快明白到自己不可能全然排拒组织化，也不能把信仰的根基只放在各人的内在光照上。其实贵格会早在1653年已经开始修订对内在光照的看法，³² 然而1656年的棕枝主日发生了一场公共闹剧，进一步推动了他们的内省。当时一位热心传教的贵格会信徒奈勒（James Nayler, 1618-1660）竟骑马进入碧仙桃城（Bristol），以图重现耶稣抵达耶路撒冷的情景，被当局以诽谤罪逮捕，更险些被判死刑。这桩案件迫使福克斯认真省察治理教会的需要，开始在贵格会群体中强调秩序与机制，³³ 并于1666至1668年间彻底改革了会议结构，称之为「福音秩序」（gospel order）。³⁴ 后来有些贵格会什至因应需要而逐渐发展出牧职，³⁵ 或开始书写清晰的信仰宣言。³⁶

不同形态的信仰群体需要严肃重整自己的教会论

倘若当今离堂文化的特征之一真的在于其对传统堂会建制的批判，那么早期异议者的历史对我们而言应该深具参考价值。毕竟，他们与当时英格兰的主流体制教会（主要是圣公会）分道扬镳，建立了不属于主流的崭新教会体制和传统。表面上，异议者的举动与今日的离堂文化有相近之处。但，这段「古典离堂潮」的过去，并不能轻率成为合理今日离堂文化的理据。

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早期异议者一些极端的思想及做法，致使他们直到今日仍然需要不断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我们需再三认清：对教会权威的批判不是异议者决定与国教分离（separate）的因（cause）。与国教分离的代价不轻，异议者的出现由始至终是因为他们期望可以建立忠于上主的真教会，而这是一个关乎教会论的严肃争议，而与宗教喜好（hobbies）无关。在高举个人自主、灵性非宗教运动（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盛行的世代，异议者对信仰的执着态度，远比他们与主流体制教会分离，以及体制上相对「自由」——且是包含责任的自由——的神学反思之果（effect），更值得我们沉淀。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绕过建立神学、属灵操练与属灵辨识的艰苦路径就能活出一种既有远见又符合圣经教导的基督徒生活，³⁷ 是十分危险的。因此，若有人太过简化地主张以离堂，或在各堂会之间斜槓（slash），或纯粹透过网络聚会来跟从耶稣基督，又声称这是经过谨慎的属灵辨识之结论，我们确实应该对此有所保留。反过来说，观乎我有限的观察，一些新兴的信仰群体在数年之内已经演变为「另一种」稳实的建制，或至少在察觉一些问题后决定聘请富传统堂会工作经验的同工，箇中原因值得众信徒继续思考。

不过，在上主面前要谨慎行事的当然不只在离堂一方。传统本身不能保证堂会免疫于自我中心的试探。一如早期浸信会和贵格会在不少跌跌碰碰的历程中得着更新，当英格兰国会在1688年制定了《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放宽了对异议者群体的限制后，圣公会的内部亦出现了变化，譬如主教们变得更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职责，³⁸ 缺勤的牧者开始被替换，神职人员教育的质素亦有显着改善。³⁹ 更什者，这种历史的转折也为往后循道运动（Methodist movement）和圣公会福音派（Anglican Evangelicalism）的兴起埋下了种子。⁴⁰ 这些都正好反映了上主引领不同光谱的信徒群体以校正自己好建立忠于他的教会的过程，往往都非一帆风顺且需要时间。同理，无论今日的离堂文化有多少问题及限制，它对传统堂会的重大挑战明显驱使我们要接受上主的督促，重新学习巡视教会论的界线，操练辨识哪一些言行实在不能坦荡荡地觐见上主。⁴¹ 与此同时，传统堂会也不能莫视一些新兴信仰群体正在努力修订自己的神学及实践。面对我们可能感到较为陌生的教会形态，也许堂会和离堂者都要小心自己过快武断对方的教会论，因为有时争辩与大公性两者并非相反，什至是必要的互补。⁴² 

这样看来，纵然在历史中有着不同形态并会犯错的信仰群体，总的来说，任何宣称要追随基督、背起十字架的教会，都要学习谦卑、开放，容让上主更新自己。上主在历史中没有废掉「建制的」圣公会，也没有移除「自由的」浸信会、贵格会（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异议者群体），因为他的眼目、气量、智慧总是比人长远、宽宏、高深，以致他可以使用有各种软弱的教会，成就自己的旨意。所以，当今日不同形态的香港信仰群体面对各色各样的处境，都不应只关注生存，或所谓「复兴」，或是过分聚焦于主观的感觉、喜好，而该深思「何为忠于上主的教会」此一教会论的课题，否则我们所想所作的都只会沦为生物式回应，⁴³ 而非在建立真教会的事上与主同工。




注解：

1. John Coffe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rotestant Dissenting Traditions Volume I: The Post-Reformation Era, c.1559–c.16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20), p. 14.
2.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24香港教会普查简报》（香港：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25），页15。
3. 同上，页26-7。
4. 同上，页41。
5. Jonathan Stavnskær Doucette & Jørgen Møller, “The Collapse of State Power, the Cluniac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Urban Self-Government in Medieval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1 (2021), p. 222.
6. 吴国杰，《筑楼盖顶：中世纪教会纵横谈》（香港：基道，2011），页233、239。
7. 但两者对教会体制的神学理解殊不相同，本文不赘。参赫曼萨瑟（Hermann Sasse），路德会翻译小组译，《这是我们的立场：路德宗信仰的本质与特征》（台北：福音路德会华人宣道协会，2025），页193至210。
8. 麦格夫（Alister E. McGrath），蔡锦图、陈佐人译，《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增订版，（香港：基道，2006），页353-60。
9. Coffe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rotestant Dissenting Traditions Volume I, pp. xv-xvi.
10. Michael A.G. Haykin, “Separatists and Baptists,” in Coffe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rotestant Dissenting Traditions Volume I, p. 116, ref. 16: Robert Browne, A Booke which Sheweth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All True Christians (1582), sig. Kr.
11. David W. Bebbington, Baptists through the Centuries: A History of a Global People, 2nd edition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2018), p. 33.
12. 杜锦满，《寻根溯源：浸信会的历史起源与信仰根源》（香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22），页45。
13. Stephen R.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London: T&T Clark, 2012), p. 96.
14. 邓绍光，《不容从众的教会群体：浸信会、信洗派暨贵格会》（香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20），页113，注68：Brian Haymes & Ruth Gouldbourne & Anthony R. Cross, On Being the Church: Revisioning Baptist Identity (Carlisle: Paternoster, 2008), p. 41.
15. Douglas Gwyn,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and Quaker Beginnings,”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s., Early Quakers and Their Theological Thought, 1647-172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5), pp. 13-5
16. Rosemary Moore,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and Quaker Beginnings,”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Quaker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pp. 39-41. 历史中首次出现「贵格会」一词，源于一位裁定福克斯亵渎宗教，名为班乃特（Gervase Bennett, 1612-?）的法官。H. Larry Ingle, First among Friends: George Fox and the Creation of Quake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4), p.54.
17. Moore,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and Quaker Beginnings”, pp. 20-1.
18. Pink Dandelion, The Quak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p. 4-5.
19. Bebbington, Baptists through the Centuries, p. 178.
20. Ibid., p. 182.
21. Jackie Leach Scully, “Quakers and Ethics,” in Angell & Dandeli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Quaker Studies, p. 709.
22. 邓绍光，《不容从众的教会群体》，页155，注18：Pink Dandelion, An Introduction to Quake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p. 205.
23.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p. 95.
24. 邓绍光，《不容从众的教会群体》，页107，注51：Haymes et al., On Being the Church, p. 41.
25.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pp. 101-2.
26. 邓绍光，《不容从众的教会群体》，页150，注3：Paul S. Fiddes, Tracks and Traces: Baptist Identity in Church and Theology (Eugene: Wipf and Stock, 2006), p. 31.
27. 同上，页114。同是异议者的早期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对堂会和教会领袖的看法与早期浸信会有不少类近之处，唯非本文讨论的部分。Cf. Matthew C. Bingham, Orthodox Radicals: Baptist Identity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9), pp. 183-4.
28. Dandelion, The Quakers, pp. 52-3.
29. 参庄信（Robert E. Johnson），袁达志译，〈浸信会群体的自由与责任：领导的问题〉，刊于《山道期刊》，卷十三，第2期（2010年12月），页52-65。
30.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p. 104-5, ref. 11: Keith G. Jones, The European Baptist Federation: A Case Study in European Baptist Interdependency 1950-2006 (SBHT 43)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9), pp. 257-9.
31. 邓绍光，《不容从众的教会群体》，页32-3。
32. Dandelion, The Quakers, p. 21.
33. Robynne Rogers Healey, “History of Quaker Faith and Practice: 1650-1808,”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Quaker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8), pp. 17-8.
34. Ibid., p. 20.
35. Pink Dandelion, The Quakers, pp. 109-11.
36. Ibid., pp. 59-62.
37. 《山道期刊》，卷十三，第2期，页6-7。
38. William Gibs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88-1832: Unity and Accor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16-7.
39. Hervé Pict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p. 73-4.
40. Ibid., pp. 74-5.
41. 参威廉斯（Rowan Williams），吴震环译，《教会史是如何炼成的？一本不一样的历史神学指南》（新北：校园，2020），页78-9。
42. 邓绍光，《不容从众的教会群体》，页29，注15：Curtis W. Freeman, Contesting Catholicity: Theology for Other Baptists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2014), p. x.
43. 参邓绍光，〈社会的转变、学习的同行〉，收录于CGST Resources：https://mediahub.cgst.edu/tc/resources/article/cfpv-202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