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天主教在礼仪中采用拉丁文，马丁路德自改教以来，提倡德国人以德语唱诗和敬拜（vernacular worship），是划时代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教育。一脉相承，香港芸芸众多圣乐人才，多年以来都孜孜不倦地翻译和创作圣诗，务求让香港的信徒，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粤语来赞美和敬拜主。
圣诗翻译在香港的蓬勃发展
上世纪70年代，《青年圣歌》是香港教会最广泛流行和唱颂的翻译圣诗，不分宗派和年龄的信徒，都可以琅琅上口地唱出多首经典诗歌，是很多资深信徒「由细唱到大」的集体回忆。《青年圣歌》有优美的旋律，翻译也贴近原文，中文的遣词用字都很严谨，刘福群牧师（Rev. W. C. Newbern）和他的同工可说是居功至伟，以一位美国来华的宣教士来说，他在香港圣诗乐坛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除了跨宗派的《青年圣歌》外，不同宗派在上世纪亦相继着力翻译和出版自己的诗歌集，供辖下的堂会使用。这些诗歌集除了翻译欧美的经典圣诗外，也有些曲词具中国音乐风格的圣诗。有如雨后春笋，各具音乐和神学特色的诗集便纷纷面世。其中有不少编辑诗集的原意是以普通话来唱颂的，但可能碍于当时大多数信徒并非擅长普通话，便自然而然地用广东话母语来唱颂这些翻译诗歌。当时不以为意，但现在唱起来，总有令人啼笑皆非或尴尬的拗音情况，其中为人熟知的〈我是主的羊〉和〈主能够〉便是「着名」的例子。如果用粤语拗音的标准来看，上世纪的中文翻译圣诗几乎都不能通过这一个要求。但话说回来，拗音这个标准在当时的教会群体中尚未萌芽，除非某一本诗集声明可以用广东话唱颂和符合粤语的九声六调，否则一盖用拗音的标准来衡量便略嫌偏颇了。
舶来品圣诗vs本色化圣诗
如果看看其他地区的圣诗发展情况，可得知传统圣诗具有重要的价值。统计数据显示，9成以上的尼泊尔人都是信奉印度教或佛教，而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约1.4%。笔者有幸两次探访加德满都的基督教教会，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采用本色化的圣诗，即按自己民族音乐风格创作的曲，然后配上自己方言的词，而并非采用「舶来品圣诗」。自上世纪开始，百多年以来，香港由翻译西方经典的「舶来品圣诗」和创作有中国色彩旋律的圣诗开始，慢慢转化为用多元音乐风格作曲和粤语填词的「本色化圣诗」。由于多个圣乐先驱的耕耘和近几十年圣乐人才辈出，香港「圣诗乐坛」确实是百花齐放。
「舶来品」是指由外国进口的物品，而「舶来品圣诗」在这里借用来指从外国进口的经典圣诗。笔者的意思并不是指外来的圣诗不好，事实上，现时欧美教会虽然在崇拜中采用了不少全新创作的圣诗，但一些传统的经典圣诗，例如How Great Thou Art和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等，仍然是家喻户晓和在崇拜中经常采用的。说实话，香港上世纪的信徒有幸可以唱颂经典的「舶来品圣诗」，得以在优质的音乐中沉浸成长，亦不知不觉地在饶富神学内容的歌词中得到牧养，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经历。不但如此，这些经典的「舶来品圣诗」，更是不同国籍基督徒的「共同语言」，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当熟悉的经典圣诗旋律响起，不同民族信徒的心，便会顿时泛起一份灵里的亲切感。这样说来，经典圣诗便是基督徒的「共同语言」，它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连系着不同地域的信徒，也可以说是信徒在圣乐上的根了。
笔者曾经出席美国和本地外籍人士的主日崇拜，他们除了起用敬拜队带领会众唱颂现代圣诗外，仍然保留唱颂一些传统圣诗，例如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和O Holy Night等，只不过把它们重新编曲，务求音乐风格与现代的一致，避免风马牛不相合。笔者在其中唱颂「旧与新」的诗歌，虽然在陌生的教会是新来宾，但顿时产生了一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粤语是极具音乐性的语言，所以用粤语朗读唐诗时，不但能够细味古汉语的押韵，而且更容易聆听到细腻、铿锵的声调和音色。在采用粤语朗读文字时，可以依循粤语字词的声调如高、低、长、短等去处理，但当配上音高时，声调与音的配合便很重要。
粤语和普通话都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分别有9声和4声，即一个单字虽然有一样的子音和母音，但因为发出不同的声调而出现有不同的字和字义，是一种「依声调辨字义」的语言。举例来说，粤语的「救」和「主」分别是第3和第2声，拗音的意思是当该字配上「音高」（pitch）之后，但唱出来是另一声调，便是错配了音高，变成另一个字，意思便与原来的有天壤之别了。
不但如此，如果把「救主」一齐连起来配上音高，那只可以配大2度或大3度的上行音程 （即d r, r m, f s, s l, l t 或d m, f l, s t）。假若错配了下行或平行音程，例如s m或l l，那么唱起来便分别变成「鸠住」（变成第1及第6声）或「鸠猪」（两个字都变成第1声）了，所以，粤语入曲的限制非常大。如果有更多字连在一起成为句子，那么音高的规範便更多了，例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选择便可能限于s, s, s, l, d m l, r。
再者，有不少传统圣诗是采用正歌和副歌的结构，即每一节的正歌和副歌都分别采用相同的旋律，而且音节数目、字数、句数、一韵到底和起承转合的结构上都有严谨的要求，更要符合神学思想，不能随意逾越。所以，如果要把原文内容，以及这些相关的格律和押韵要求，都在翻译的圣诗里呈现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mission impossible）。
严格来说，翻译圣诗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要达至翻译家严复提出「信、达、雅」（即忠于原文意思、通顺明白、用词得体）的3个翻译原则已经不容易，还要多一个原则「音高」，即是要用合乎粤语9声的字词来入曲，避免出现拗音，更是难上加难。所以，粤语圣诗的翻译者往往都要在这4项原则上取舍，即采取轻某些原则而重另一些原则的策略。此外，传统圣诗通常有3节或以上的歌词，要翻译和把数节歌词「填入」同一条旋律，不偏离原文的意思，又要符合韵律和九声六调，实在十分艰巨，真是难若登天。话虽如此，近年出现「活化」《青年圣歌》的多个成功例子，即把歌词重新翻译和编曲，以合乎用粤语唱颂的要求。
再者，因为粤语具旋律性，所以同一句歌词，不可能用于其他声部。换句话说，同一句粤词在女高音声部「啱音」，但如果其他声部的和声用同一句歌词唱，则必定拗音无疑。所以这是用粤语翻译合唱作品避无可避的难点。除非是全新创作的粤语合唱作品，作曲家有专业的能力和巧妙的作曲手法，用同一句或部份歌词去为不同声部创作旋律或和声，使每一个声部的字和音高匹配。其中的佼佼者，可说是香港着名作曲家高世章先生和伍卓贤先生等。
一定要「啱音」吗？
笔者曾请教几位粤语流行曲的着名填词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粤语流行曲填词的基本原则，其一是要「啱音」，其二是单凭聆听，便能听懂歌词，否则一概都不能「出街」，即不能通过审批和发行。但由于全新的「先曲后词」创作比起翻译的弹性大得多，也没有在翻译时要合乎原文内容的限制，可以天马行空地采用任何题材和内容去填词。一位填词家说过，他曾经为一首全新的歌曲，填写了12个不同主题的粤语歌词版本，然后让歌星选择其一灌录唱片。上文提及粤语流行曲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啱音」，另一个要求是单凭聆听，便能听懂歌词。但在圣诗的粤语翻译中，偶尔会出现钟摆效应，就是为了「啱音」而出现一些特殊的现象，以致有些歌词不但听不懂，就是阅读也不一定明白歌词的意思。例如﹕「澜暴、寂然近、辞令意想、凝动意识灵性」等。重这个便会轻那个，顾此便失彼了；如果翻译者优先的考虑是「啱音」，便放轻了翻译家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其中的「雅」；要做到三者取得平衡，便考验翻译者的功力了。
许冠杰是香港粤语流行乐坛的鼻祖，他的作品在上世纪70年代奠定了粤语流行曲的基石和地位，到1980、90年代，很多着名歌星和四大天王在乐坛大放异彩。相对于粤语流行曲，粤语圣诗曲和词的创作大约推迟了10年左右。80年代孕育的《齐唱新歌》，便是当时全新创作和符合粤语9声6调的圣诗，一时无两，是香港粤语圣诗发展的里程碑。近年来，不少基督教机构，以至平信徒，都纷纷加入粤语圣诗作曲作词的行列，势不可挡，香港「圣诗乐坛」相继涌现大量全新的粤语圣诗作品。
全新粤语创作圣诗与传统圣诗一板一眼（强拍和弱拍）的平稳节奏不同，现代圣诗多采用流行音乐常用的明快节奏或切分音（无板有眼），富节奏感和时代感，旋律易听易唱，音乐风格与流行音乐相近，并且符合粤语9声的歌词浅白易记，善于抒发感情，所以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现代粤语圣诗在香港教会也激起了不少波澜，例如有诉求要更新崇拜的程序和内容、加入敬拜队、选唱传统翻译还是现代创作圣诗的争议、教会诗班是否仍要保留等，什至出现水火不容的情况，亦有信徒质疑传统圣诗的存在价值。平心而论，除了拗音这个标准外，上文提及传统翻译圣诗，经历了超过100年什至几百年的去芜存菁，可以流传下来的都是经典；而现代创作诗歌只有短短40多年的历史，在音乐、歌词内容和神学上，都难免有稍劣的作品。虽然有些新作很受欢迎和经常被选唱，但始终都需要通过时代巨轮的考验。而事实上，全新创作的粤语圣诗，间中也发现拗音的情况，也不一定是百份百「啱音」。
明显地，由于粤语的每个字都有固定的声调（个别的字也会有变调出现），限制了音高的选择，故此，大部份的粤语流行曲和粤语圣诗都是「先曲后词」，即作曲家先创作旋律，然后由填词家按题材填词，「顾名思义」，「填词」是也。而「先词后曲」的限制则十分大，旋律不但要动听，亦要「露字」，即「依字行腔」。所以能够根据原有歌词的声调，创作出优美旋律的难度很大。话虽如此，如果仔细研究，根据其乐句和歌曲的结构，也不难看出一些歌曲是「先词后曲」的。
旧与新的圣诗
在内容上，全新创作的圣诗（包括用粤语或普通话创作的）所采用的题材，多以敬拜赞美、救恩和信徒生活为主，善于抒情，但少有关于教会节期和礼仪如圣餐和浸礼的创作；而传统圣诗的题材则较为广泛和全面，善于记叙和陈述。此外，由于传统的圣诗是都有3节或以上的节数（verses），故拥有很完整的起、承、转、合结构，以及层层递进的内容，可以交代较全面和完整的神学思想，与现代的短颂诗歌迥异。例如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6节的歌词很完整地交代罪人得赎的故事：罪中沉沦、悔改、得赎、恩典、磨炼、盼望，然后推展到对永恒的盼望。而全新创作的圣诗，通常节数较少或全曲较短，要处理有递进和较有深度的内容的限制较大。故此，旧与新的定位和功能都不同，像笔者曾走访过的洋人教会，可以旧与新并用，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不得不说，「新的」有一天也会成为「旧的」，无论是旧是新，只要是具质素的旋律、合乎神学、通顺流畅和单凭聆听可以听懂的歌词，会经过时间的洗礼而流传下来，成为经典圣诗。所以，无论翻译圣诗也好，创作圣诗也好，旧或新，香港的圣乐事奉人员，可以继续努力，目标是令粤语圣诗的曲和词能够「载道」和「言志」，即合乎圣经真理，以及符合文字和音乐的要求；而翻译圣诗，除了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标准外，可能要加上「音」和「美」的标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