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这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赛廿九13，《和合本修订版》）
相对外患，我总觉得香港教会群体的内忧更令人担心——外患往往只是把原来就存在的内忧刺激出来。河水冲击固然可怕，但是房子严重毁坏才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参太七24-27；路六46-49）。在反思教内近年较多人讨论的课题，诸如传承（交棒与接棒）、年轻化╱老化、事奉人手及奉献压力等，我认为教会当下除了要提防成功神学的试探外，亦需要留神对信仰内容的理解过于僵化。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一方面，表面努力寻找教会去向的行动者，也可能因循于过去对「忠心」的种种诠释。这样的教会有机会极力希冀维持教会运作的规模，要么碍于人手和奉献流失等现实问题，勉为其难地缩减教会各方面的工作，其实暗地里希望有一日会出现「复兴」。旨在维持宗教体制运作，而忽视上主设立教会的原意，这是动机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本文想花多点笔墨去探讨的：我们是否真的经验到我们所宣认的信仰？作为信二代，我在教会成长，也在教会工作，长年都不难听到关于基督信仰的「道理」，可是又不乏亲睹一些呈现宗教（religious）与灵性（spiritual）割裂的经验。平心而论，在我有限的观察中，这类割裂有时不是源于虚伪，而是生命失衡的结果——头脑上有一套对信仰的诠释，可未必是生命真切感受到的内容。
香港教会在二战后已经历了三、四代人的洗礼，只要朋友有上教会一段日子，对教义多少都会有点「揸拿」，然而，这不代表我们真的感受什至深信上主的慈爱与威荣。有些时候，不是世俗主义使人对福音有所抗拒，而是教会群体对现实的冷淡和不敬虔的行为，与其宣讲的福音不符——教会生活的真象不幸反映了信徒群体缺乏切身的信仰经验。近年，部份信徒什至开始体察到自己和群体呈现神枯（spiritual dryness）的状态，这类现象或者解释到何以教内兴起了对属灵导引或其他灵修传统的寻索，亦多少呈现了不少地方教会的危机远不只是资源匮乏或人数流失。试问，在这样的状况下，教会岂能健康成长，肩负我们蒙召的原意？
写到这里，我想起卫斯理4大支柱（Wesleyan Quadrilateral）——圣经、传统、理性、经验。此一神学反思方法出自一位20世纪的美国卫理公会学者，1而用来回顾活跃于18世纪英国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之一生，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卫斯理生于一个英国圣公会牧师的家庭，在25岁时被按立为该宗派的牧师，可是在1735至1737年到北美洲宣教的历程中，他察觉到自己对基督信仰的认信颇为笼统什至模糊。「神的灵是否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这类不纯粹是针对教义的提问，足以令他感到困惑。2 也许，这就是何以卫斯理回到英国并经历到自己有重生的确据后，3 虽没有把那次特殊经验视为金科玉律，但渐趋成熟的他更明白教义与经验不应顾此失彼：福音不仅是可以客观分析阐述的概念式教义（conceptual doctrine），也是可以亲身体会的经验式教义（experiential doctrine）。4
作为牧师的卫斯理，依然愿意面对自己理性认知与生命真实经历之间存在的张力，并在当中挣扎，成为了他个人且教会群体趋向更新的契机。同理，今天若我们正视教会群体失去了动力与活力，就不该醉心于考究方法论（活动是否不够吸引、地方是否不够宽敞时尚、敬拜是否不够气氛等等），或困于传统的做法，或只埋头在各种神学课题下理性的工夫，更需敢于面对自己和群体的灵性实况，祈求上主的怜悯与恩典，好使我们经历他更深，能把重建的房子立在磐石上。
注解：
- Albert C. Outler ed., John Wes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64), p. iv.
- Kenneth J. Collins, “Wesley’s life and ministry,” in Randy L. Maddox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Wes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9), pp. 46-47。
- 卫斯理称自己在1738年5月24日约晚上8时45分在伦敦的雅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聚会时，突然觉得心里异常温暖，觉得自己确已信靠基督，唯靠基督得救；并且得到一个「主已经洗清我一切的罪，且已拯救我脱离了罪与死之律」的保证。
- 何威达，《市井宗师卫斯理》（香港：德慧文化，2023），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