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叙事神学的认定或前提是：神学（对上帝的认识）是透过叙述一个故事而建立，而它首先要说的，是上帝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是由众多不同的事件组成，什至我们需要引用戏剧中的「stages」来讲述；例如上帝在世的故事是由三幕剧组成的：创造、拯救、终成；或者五幕剧：创造、以色列、耶稣、教会、终末。每一幕都由若干事件组成。于是，这是一个有开始、有过程、有终结的连贯叙述，而非散乱无章的故事。
然后，由上帝的故事，而有人的故事。因此，叙事神学就以上帝的故事为首，然后才有人的故事。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上帝的故事之中，才有人的故事；没有上帝的故事，就没有人的故事。这是按照「存有的秩序」（order of being） 来说的 。
从做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有言说的神学与活出的神学。前者离开后者就变成「抽象的」，后者具体化前者而为「体现的」（embodied）。也有人视前者为「神学论述」，后者为「伦理生活」。无论如何，这两者都是解释信仰的不同方式，而不可完全分割开来，虽然可以分为「言说式的解释」与「存在式的解释」，但却可以合二为一：「言说式的存在」，以及「存在式的言说」，亦即存在式的解释必然是言说性的，而言说式的解释必然是存在性的。
这两种展现信仰的方式，彼此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说：「言说式的解释」较「存在式的解释」有优先性，而形成一种非对等的相互关系，但这不过只是涉及了「言说式的解释」，使得「存在式的解释」不致落入含混不清的境况，莫衷一是，方才如此。因为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存在式的解释」较「言说式的解释」有优先性，也不过是要表示没有了前者，后者就成了空洞的玄思。这就是为什麽麦干顿（James Wm. McClendon）倡议「神学作为传记」（theology as biography），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体现，神学就只剩下空洞的言词，变成玩弄语言的游戏。
二、
这样一来，故事的展现，就既是言说的也是存在的（即体现的）、既是论述的也是伦理的。问题只是，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叙述之中的故事，有开始、有过程、也有终结。如果我们把故事化成戏剧，那么它要分成几多幕？按照韦尔斯（Samuel Wells）的讲法，这是一个五幕剧的故事：创造、以色列、耶稣、教会、终末。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使徒信经的讲法，而成三幕剧的故事：创造、拯救、终成。
但是，韦尔斯的五幕剧，却很清楚为我们展现了「教会」属于第四幕，在第三幕耶稣之后、第五幕终末之前。这种定位很重要。教会固然不是要来终结一切，开展新天新地的第五幕，她也不是创始的第一幕，更不是律法尚未具体化（embodiment）的第二幕，因为第三幕耶稣已经来了，道成肉身在世生活正是活现了律法，让我们知道怎样生活。
教会的第四幕，可以说是「过渡」，也可以说是「已然—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之所以如此，只因为她处在第三幕和第五幕之间。第三幕的耶稣指引、教导教会怎样生活，第五幕则告诉教会，终结一切（包括消灭邪恶势力）不是教会的使命，而是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的工作。由此，在第四幕之中的教会，她就要养成习惯性的思维：自己是活在「过渡」或「已然一未然」之中，而不可以错误地以为自己是活在独幕剧之中，并且进一步误以为自己是活在创世、以色列、耶稣或终末的那一幕之中。否则，就会出现错误的伦理生活。
因为，不同的叙事神学带来不同的叙事伦理，不同的叙事伦理体现不同的叙事神学。
三、
按照韦尔斯的讲法，在基督教之中，讲的是圣徒的故事，而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的则是英雄的故事。也有人说，现代性讲的是英雄的故事，后现代性讲的是反英雄的故事。我们感兴趣的是，圣徒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故事？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追问：英雄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他是故事的主角吗？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凭一己之力，开创历史或拨乱反正的故事？而圣徒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否以圣徒为主角？抑或，圣徒只是活在以上帝为主角的宏大史诗式故事之中，他配合上帝的故事而开展他自己个人的抒情式故事？归根究柢，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却同样涉及要为万世开太平，只不过一个是上帝为万世开太平的故事，另一个是英雄为万世开太平的故事。
基督教讲的圣徒，是活在五幕剧之中的其中一幕——第四幕，而亚里士多德讲的英雄，则活在独幕剧之中，有今生没有来世。但是，五幕剧既是史诗的，因为是上帝宏大的故事；也是抒情的，因为在上帝的故事之中，也有人的故事。可是，独幕剧之中的英雄，恐怕二合为一，既活在史诗之中，也活在抒情之中。于是，英雄不得不担负成败得失的责任，但圣徒则只需紧随耶稣基督来生活，因为他并不活在第五幕之中。
重要的是，圣徒在第四幕之中，因着第三幕耶稣基督的出现，而知道怎样应对邪恶的世界：「超度接受╱不一样的接受」（over-accepting）；也因着第五幕耶稣基督带来终末，而可以不必计较成败得失，倒是安然跟随主的脚踪。所以也就不必像英雄那样，成败只在于他自己，因为不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
在上帝史诗式与圣徒抒情式这双重的故事之中，上帝会「超度接受╱不一样的接受」人的各种故事，而整合至他自己的故事之中，把一切的邪恶的事情都转化过来，也把一切的失落都收纳归回。在历史中如是，在终末中如是。于是，上帝的史诗式故事，就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上帝的必然╱自由中包括了人的偶然╱自由。这种整合，是经过「超度接受╱不一样的接受」的整合。整个五幕剧，就是一个上帝「超度接受╱不一样的接受」人的故事的故事；即使人的故事多麽散乱、片碎，但上帝都「全然（转化地）接受」。
一言以蔽之，英雄的故事，只争朝夕。之所以有这种作为，是因为英雄活在独幕剧的世界𥚃。没有第三幕剧，他就只得单凭一己的智谋与勇气迎向那恶者。没有第五幕终末的将来，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于是他就要拼尽所有，否则一无所有。但是圣徒的故事却不争朝夕，因为他知道自己处在「过渡」之中，所以恒常记念耶稣基督的已来，也恒常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跟随的不是一己的智谋与勇气以迎向那恶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不会放手一搏，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消灭那恶者。于是，圣徒就在无须计较成败得失底下，靠着圣灵的帮助而「超度接受╱不一样的接受」种种「既予」（given）或「命运」（fate），使之成为「礼物」（gift）或「命途」（destiny），而「玩游」（play）于第四幕之中，出入于各种际遇之间。
四、
最后，如果提问：「在第三幕与第五幕之间，人可以选择怎样的态度来生活？」就我而言，这既可以是莫特曼式（Moltmannian）的，也可以是韦尔斯式的。前者是靠近儒家的：总要移风易俗，转化世情；后者则靠近道家：对世界并不深度介入，而采取一种「不置可否」（indifference）、让开一步（letting be）的态度。其实两人皆重视耶稣基督的终末将来，会决定人当下的伦理生活，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在世践行？
莫特曼在《盼望的伦理》（Ethics of Hope）一书之中，一再表示，基督徒群体要积极参与转化世界的工作，并且批评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等人的伦理观过于悲观、消极。笔者以为莫特曼持守上帝带来终末转化的结局，并由此认定历史的转化是可能的，故此着重积极介入。而韦尔斯同样持守终末是上帝带来的，但却由此认定此世的转化并非必然，而倡言在忠于耶稣那种「超度接受╱不一样的接受」的教导与践行底下，在世「玩游」，而无需那麽「煞有介事」地生活。由此而言，我们认为，莫特曼靠近儒家，而韦尔斯就靠近道家。
（本文为作者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再下一城读书会」的分享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