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教会史不是连续的，景教有唐朝景教和元朝景教之分，唐朝中后业把景教逐出中原，辗转传到蒙古族中，并成为蒙古族主流宗教，蒙古入主中原后景教顺理成章第二次入「华」，但元朝景教亦随元朝灭亡而消失。基督教第三次入华要到满清多次签署不平等条约才能较大规模地展开，西方宣教士因各种原因成为商人的雇员（例如成为翻译），然后随同商人进入原本锁国的满清国。不过也因此理由，民国开国的头十多年，国内一直有排斥西方帝国主义的运动，基督教亦受牵连。
清末起，中华教会一直有本色化的意图，大方向是除去「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误解，其中一环是减少西方宣教士的数目，同时栽培华人牧职人员。在理念上，本色化运动亦希望处理基督教会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次是发展出具华人特色及为华人接受的神学。然而，这两个方向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前者成为自由派，希望借改革社会，使社会福音化；后者成为奋兴属灵派，这派别的人认为社会问题来自人的属灵问题，信徒应该努力传福音，透过人的重生解决属灵问题才是关键。
到了今天，上述的自由派已经消声匿迹，流传下来的只有奋兴属灵派，当中代表人物如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等，相信我们或多或少也会听过。笔者回望修读神学时的中国教会史笔记提及，奋兴属灵派都有一些共同特质，例如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具高中教育程度（除宋尚节）、讲道侧重个人得救和灵命、只重视圣经的字面意义、领袖重视自己属灵地位等。
这就是本色化运动奋兴属灵派的雏型，我们应当知道，虽然这雏型就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身上什至还带有母亲的羊水，但这也是本色化运动的最终型态。在没有宗教自由的情况下，流亡者带着这华人教会雏型到了香港、台湾等地，成为我们现今所认识的华人教会的基础。但无独有偶，殖民时期的香港和戒严时期的台湾都令华人基督教发展进入静止状态，其发展方式与地广人多时的发展方式也有所分别，各人都在摸索之中，释经的发展十分缓慢。
西方释经发展略述
敬虔主义和理性主义主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释经方向的发展。华人比较喜欢提到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便属于敬虔主义一方，但卫斯理的小组查经运动却引来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反对，他认为信仰不应单一来自圣经，而是人类个人意识和感觉中的上帝。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也对卫斯理强调个人信仰的想法不以为然，认为基督教的精要在于其在道德和伦理上的价值。
十九、二十世纪释经仍为理性主义、历史向导及批判性问题围绕。「历史语法释经」致力分析经文的原文和原文的历史处境，「历史批判」进路着重以科学化的方法检视圣经文本来源、文本的合成和传递等议题。启蒙运动把圣经从神性的地位拉下来，圣经变成一本普通的书，配合「历史批判」法，让人进一步质疑圣经的可靠性。
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新批判主义」认为圣经文本自主，不用理会作者原意，更不理会文本指向的现实处境。现在听来这方法当然充满了缺陷（却与华人本色化运动奋兴属灵派的释经方法颇为相似），但却提醒释经者不要只在意圣经文本来源，而忘记圣经文字本身及其意义。
二十世纪中业以后的释经讨论包括「读者角色」，研究的核心是每个读者都有自己主观性，有不同的背景、知识什至偏见，这一切都影响了读者对圣经的理解。另外，「作者目的」仍然是释经的重要成份，基督徒读者必须明白及接纳圣经既是由人写成，同时又是来自上帝的「双作者着作」，上帝透过人的写作，叫人明白他自己的信息，也给人机会回应这些信息。
写到这里要作出声明，上述华人或西方释经发展，都属非常非常粗浅，目的只是让读者有一个概念，从而更容易明白两者的差异。
比较华人与西方释经发展
若要把西方和华人释经史作出比较，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华人世界并非以基督教为中心，而西方二千年的社会发展却以基督宗教为中心（也可见本色化时代的「自由派」如何高瞻远瞩）。
在这极大的差距下，西方很早期已经进入学术性的释经讨论，而华人仍然停留在圣经的字面含意。要谈到「学术讨论」这话题，不得不把奋兴属灵派「领袖重视自己属灵地位」的特质也一并拉来讨论。对于「对事不对人」，西方释经上的学术讨论拿捏得比华人好得多，学者各抒己见，各有支持者；但在华人这一方，若批评某位领袖的圣经诠释，某程度上也是在动摇领袖的属灵地位。不难理解，奋兴属灵派的领袖是各有山头的，重点是领袖自己的属灵领导地位不变，因此各山头之间最重要是保持良好关系，好来好去，不过这样正正妨碍了释经上的交流和进步：正因为在释经上没有什么具体的见解，所以即使今天，就笔者所见，华人的释经习惯或多或少仍然停留在「好的就拿来用」这做法上，在互联网时代这做法更见明显。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本来各华人基督教领袖是在一片大陆上发展其教会，各自各精采，但到了一个细小很多的地方（上面所讲的香港、台湾等例子），所有蛟龙都在同一氹仔之中，冲突也有所增加，时至今天，仍然会有教会用「抢羊」去针对宗派间信徒迁移去另一宗派的教会聚会这问题，实在令我啼笑皆非、哭笑不得。
比较之下，西方释经虽然给人较混乱的感觉，但却因为在学术领域上，学者有足够空间各抒己见，在时间的洗礼下，好的释经元素能被保存下来，说服力比较低的见解自然会被淘汰。敬虔主义原本是因为希望信仰不要太过教条主义和规範化而产生的，但又因为太重视查经和信仰太个人化，所以被另外一些学者反对。在历史的进程中，过份重视感觉的释经的确经不起考验，历史批判学对圣经文本来源的讨论亦只能满足抱怀疑态度的人。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释经又再次回到作者原意、影响读者释经的各种利害因素这些问题上。虽然表面上是行了不少冤枉路，但经过几个世纪的讨论和实践，令「作者目的」和「读者角色」这两个释经方向踏实和成熟了很多很多。
相反，华人基督教在释经上仍然离本色化时代的奋兴属灵派不远，笔者认为，香港的情况要到七十年代，中国神学研究院成立（利申：笔者并非毕业于该神学院），为神学和释经引进比较正规的学术规範及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个情况才得到一点点的改善，中神也影响了其他神学院，令香港各神学院的水平普遍有所提升，什至淘汰了一些水平不足的神学院。不过，这也带来其他问题，毕竟相对香港基督徒人口，每年神学院毕业的人数不会很多，未大得可以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笔者自己就饱受接受西方神学训练，然后进入传统华人教会事奉这种「新旧难合」的体验之苦，希望将来有机会可在这方面作点分享。
近年华人释经走向
华人教会的确以本色化时代奋兴属灵派为基础，而当中始终有反西方思想，所以许多于三十至五十年代从内地来到香港的教会，对西方学院式的释经总是抱有爱理不理的态度。这样一来，无论西方的释经如何演变，奋兴属灵派的释经传统仍然主宰着这类教会。不过，即使不是源自内地的教会（笔者前两篇文章已经略述），香港华人教会仍然十分重视如倪柝声等人的释经传统；在经济起飞时代，香港华人基督徒都忙于经济发展及人数增长（「福音」）等，未有花心思在释经之上。
我认为近年香港华人释经的走向，按年龄分布会是这样的：年长的大部份仍然走奋兴属灵派路线，但有不少在半退休或退休状态下会去BSF╱生命之道及讲座。中壮年大多为教会和社会的夹心人，私下要照顾父母辈及自己儿女，在教会要处理和执行大小教会事务，时间上难以兼顾释经。年轻人比较喜欢钻研神学思想，尤其是两次社会事件后，不少年青基督徒会尝试把信仰和社会结连，也尝试在这方面与教会作出沟通。圣经不是没有相关课题，但话语权很多时都在教会上一辈的手上，而他们大多数仍然采纳奋兴属灵派的圣经字面意思，与年轻一代「牛头唔答马嘴」，所以比较快的方法，的确是直接从近代神学家身上学习，例如二〇一四年后，潘霍华等名字出现的次数相对二〇一四年前怎样说也有倍数的增长。
最后补充一个老生常谈的现象，无论是教会教牧人员，或是神学院教授，男性比例较高，但教会内的会友男女比例很多时仍然维持在二女比一男的比例。这说明男性基督徒成为全职牧职或教学人员的比例比女性高很多，修读神学院这种学院式的信仰更适合男性基督徒，也说明一般教会的信仰教导并不能满足教会内的男性。在圣经字面意思的释经氛围下，女多男少的环境亦容易产生以感性主导的圣经领受，例如诗篇的一些感叹句等，这种或其他缺乏释经基础的圣经领受，令教会不能离开女多男少的恶性循环；笔者于基督教书楼什至发现有圣经版本只有「新约圣经及诗箴」，实在要不得。
要扭转上述情况，笔者其中一个设想是教会应该全盘推动（all-in）青少年工作，并以释经及社会关怀主导；笔者至少也听闻过有全盘推动青少年工作的教会如何在增长上有突出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为何其他教会，尤其是在乎人数增长的教会不去仿效？没错，我所听闻的那间教会是由十多人开始重头做起的，已经制度僵化的教会的确很难毅然作出改变。近十年，香港青少年人转向英语教会聚会已成风气，说明愈来愈多香港青少年人不承认香港华人教会是信仰寻索以至释经的场所，所以，我的另外一个建议是香港教会应该全盘西化，包括采纳西方数百年根基的学院式释经，这样既可以增加男性信主的可能，又可以脱离过份重视感性领受信仰的情况，何乐而不为之？当然，上述两个设想，在释经上仍然像初生婴儿一样的香港华人教会都难以实践，但偶尔借文字抒发一下还是不错的。
（作者为前传道人，现居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