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除了以圣经作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基础外，还有不少神学观念都扮演着重要的指引角色。这些神学观念的出现，是因为要回应当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但由于这些观念历史悠久，渐渐不自觉地被推崇为绝对的神学立场和原则，什至最终演变为不能摇撼的准则。「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就是这样一个表表者。
「政教分离」源自马丁路德《奥格斯堡信条》，但他的「政」是「政府」，而不是「政治」，「教」是指「教会」，而不是「宗教」。其核心价值是政府与教会千万不要在架构上混在一起，教会作为神的子民总要保持分别出来的特质。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清晰和有意义的教导。但随着年日的过去，加上教会一般对神学理念的不求什解，慢慢演变为教会和基督徒都不该参与政治。什至将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定为二分法：政府管理世上的事务，教会管理属灵的事务。「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廿二21）。但这样的教导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抑或将一个本来自回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神学概念，无限提升至一个绝对化的真理？下面从两个向度去反省「政教分离」这课题：首先从圣经神学检视其基础，之后再从实际社会现况出发，思考这个概念在实践上产生的矛盾现象。
「政教分离」的圣经神学诠释
一、神的形像与管理之责（创一26-28）
创世记描述上主创世时赋予人有神的形像，其中包括男女有别和管理大地之责。因此，我们基督徒都有代表上主管理天父世界之重任（Cultural Mandate）。这里引申出基督徒存活在地上的双重管理责任：
1. 管理大自然：透过管理令自然界的动植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虽然我们强调这是天父世界，但是教会整体是否做到好管家的位份？
2. 管理人类世界：如果政府的职责是管理社会，那么基督徒的使命便包括管理社会的责任。正如国父孙中山对政治的解释是管理众人的事，因此，基督徒参与政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如何参与，则要按各人的恩赐和领受而决定。
二、作盐、作光的社关含义（太五13-16）
基督信仰从起初便已经是一个进入世界的信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Incarnation of the Word，约一16）。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渐渐变了质，演变为一种内在化、个人化和私有化的信仰表达；这实在是偏离了主耶稣的精神，今天我们必须要再一次回到信仰的真正本质。
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提醒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当中有下面的社关含义：
1. 光能驱走黑喑，盐有防腐作用。因此，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的使命是作光作盐，照出社会的黑暗和防止社会的堕落。虽然个人的努力是必须的，但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透过政治的力量和有效公义的公共政策，因此参与政治是实践使命的必须途径。
2. 光会带来温暖，盐有调和的作用。因此，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会带给社会更多温情，以及人与人之间更和洽的关系，因此，参与政治是不可或缺的选择。
「政教分离」实践上的内在矛盾
表面上，教会传统高举「政教分离」的旗帜，但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却常常见到很多自我矛盾的现象。
一、美国立国精神和宪法。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源于在英国的清教徒受到信仰逼迫，因此乘坐五月花号来到今天的美国东岸。及后美国独立所撰写的独立宣言和宪章，内容基本上都是源于圣经和基督信仰价值观。对美国的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信仰根本与政府和政治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什至今天的美国纸币上，仍然印着“In God We Trust”的字样。当葛培理牧师在生时，不少在任的美国总统面对挑战时，都会亲自向葛培理牧师请教，我们从来不会质询为什么葛牧师没有谨守「政教分离」的原则？
二、回到香港的处境。在九七回归前，香港的总督在上任时，都要在香港圣公会大主教前宣誓和接受祝福，请问这是否「政教分离」的反证？在那个年代，政府不少政策或多或少有利于教会事工的发展，为什么在那些年间，教会对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却没有那么执着？
总的来说，教会对于「政教分离」的真正立场，其实是一种信仰的功能主义（Christian Functionalism）。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和有用的，便会坚持；当危机来临，或面临挑战时，便会以此作为借口，或一个挡箭牌，放弃应付的责任和承担，这实在是香港教会的悲哀！
（作者为资深牧者，现全职作Pastor 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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