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是笔者从伯特利神学院毕业之年。当年，其中一位毕业礼同场的博士毕业生John Snelgrove的毕业论文被广泛报道，包括本文引用的来源，刊于《时代论坛》的John Snelgrove文章〈香港青年人从本地教会到国际教会的转移〉（见一六二五期，二〇一八年十月廿一日）。笔者希望透过重温这篇分享，让华人基督徒对香港国际教会有多点认识，顺便谈谈领导传承的问题，同时也回应一位网友有关教会结业的讨论。
据文章分享，引发作者拟定论文题目，是因为国际教会于二〇一四年第一次被纳入教会更新运动教会普查之中。该结果指出部份国际教会竟然有约90%以广东话为主的香港人，而作者的研究对象则把国际教会聚会者收窄为一九八二至一九九六年出生的人，即当时在二十至卅五岁的人为主，他们大部份来自华语教会，后来却转到国际教会去。
本地教会 vs 国际教会
文章提及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和焦点小组（focus group），作者把每次焦点小组的讨论录音，并把对话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最后，作者总结出四个主题：
•本地教会较像传统教育，过于着重知识及权威性
•本地教会的架构较死板，太多礼节和规则，着重行为多于恩典
•本地教会较离地，缺乏异象，以及与千禧世代青年人不相干
•国际教会提供较不同的模式，包括较平易近人的敬拜模式和较强的群体意识
作者建议从几个切入点理解这些现象：
•教会的动态和动力来源在哪里？
•千禧世代的思维
•教会是否预备好作出转变？
•教会的异象在哪里？
•教会是否开放、愿意聆听？
•教会有没有增强及鼓励信徒群体？
首先要表明，作者并没有鼓励香港青少年人到国际教会去，到国际教会聚会是青少年人自己的选择，作者只是透过研究，把这个情况具体地呈现出来。
就作者从焦点小组归纳出来的主题及作出的建议，笔者认为可透过青少年人离开华语教会，加入国际教会的行为，归纳为两个核心问题：
•青少年离开的华人教会是怎样的教会？
•青少年选择去的国际教会是怎样的教会？
综合John Snelgrove的见解，青少年离开的华人教会的管理模式是top-down（自上而下）的，重视权威、建立规则和行为守则等。当华人教会内的领袖老去，自然会更死板、缺乏异象、离地、与千禧世代青年人不相干。即使如此，他们并不会放弃教内的礼节、规则和行为守则，因为这些都代表他╱她的权威。教外如神学院在释经神学的发展，往往不能进入教会。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笔者和几个朋友建立FB专页「趁年青‧学释经」的原因。
青少年选择去的国际教会未必是bottom-up（由下而上）的教会，但按焦点小组的意见节录，青少年选择去的国际教会是「以人为本」的教会。焦点小组有意见指出，他们在国际教会可以放心表露个人的软弱和挣扎，人和人之间多了透明度，什至资深牧者亦会照顾其他牧者。受访者亦在国际教会感受到华人教会没有的教会属灵文化，例如较易把讲道内容应用到自己生命中，教会也很刻意推动关心无家者、贫穷人口以及病患等社区关怀工作。有关最后一点，笔者想起华人教会为人祈祷时，多数都是以对方是否会友或福音对象为基准，而且代祷很多时都只是关于身体状况，很少其他内容。
理想与现实
原来重视现实的教会也是较理想的教会，现实包括对人、对社会的关心。自上而下的教会很多时都缺乏动力，因为教会是静止（static）的，教会内唯一不静止的就是教内的权威，所以当权威老去，教会亦会失去动力。由上而下的教会亦不需要异象，却很需要持续确立权威的领导地位。因此，很多这类型的教会都把资源用在办好崇拜或大型聚会上，而这类型聚会很多时又以人数多少为指标，聚会气氛好、人数多、热闹等，都有助领导者巩固其地位。
华人教会间，好一段时间仍然有「抢羊」之说，但对于青少年「过档」国际教会，华人教会似乎未有太大反应，对于会内平均年龄一直往上升亦没有太大反应，好像国际教会是属于另外一个圈子似的，这一点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六年前，John Snelgrove客气地指出华人教会需要改变、需要开放、聆听千禧世代基督徒的心声、需要新的异象。若加上John完成博士论文的整个过程，论文的资料至今已经差不多有九年历史。九年后的今天，最震撼我的新闻，莫过于国际教会Island ECC以七点五亿购入新光戏院原址作教会发展用途。有报道指Island ECC储钱八年才作出行动，似乎这八、九年来，华人教会并没有什么转变。
转变是难的，下举二例。若教会没有刻意关怀无家者、贫穷人口以及病患等社关工作，在教会旁建设一间咖啡店去「吸客」是无济于事的；若教会仍然采纳「自上而下」而非「以人为本」为管理方式，替在外国读完书回港的教会子侄开设英语崇拜也是毫无意义的。改变不是开间咖啡店或是加设英语崇拜，华人教会需要的是意识形态（ideology）上的改变，需要範式转移（paradigm shift）。当华人教会不愿意改变，青少年便会选择离开「由上而下」的华人教会，加入相对「以人为本」的国际教会。
当由上而下遇上领导老去
笔者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当权威领导年纪愈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愈来愈低，能够认识千禧世代基督徒、进入他们世界的能力也愈低。国际教会为千禧世代基督徒提供更适合他们发展灵性生活的地方，他们也为国际教会提供人力和其他资源。相反，千禧世代基督徒离去，令不少华人教会只能靠原来的资源继续营运下去，情况并不乐观。
神学院有几科领导学科目笔者都有报读，过程中发现华人传统并没有领导学，很多上一辈仍然以为领导是天生的，或像二千多年帝制一样，也是「天生」（世袭）的。在领导学上，华人被西方抛离不止一个世纪。无论如何，领导学其中一门学问是「传承」，华人传统的传承是父传子，几个香港传统大地产商便是最佳的例子。去到教会的处境，华人在传承上便出现尴尬的场面，很多信二、三代属灵情况远不及前人，或是已经成为dechurched，或是到海外读书回港后加入国际教会，未能传承下去。但华人传统上并不多传给非「自己人」，传承被卡住了。若要数近百多年华人历史，更不时出现权威领导亲手把继承人消灭的事件，很多权威领导并不想继承者出现。教会的老龄化，其实也见证了权威领导的老龄化，及在传承上「交白卷」的事实。
笔者一直认为，华人教会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起能够发展是出于经济因素多于信仰因素，如今很多教会的权威领导已经老去，经济亦由千禧年头的平稳变为下滑，再加上大量青少年人转到国际教会聚会，权威领导又未见交棒，不少有心的年轻教牧宁可自己建立独立教会。不知道读者又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
大卫王的传承有点不够清楚，但最终还是让所罗门继位，但所罗门的传承就很不清楚，罗波安似乎准备十分不足，他的偏听最后造成国家分裂，但上帝似乎并不介意这些，他分别派遣不同的先知带领分裂后的两个国家，直到两个王国先后灭亡。突破创办人苏恩佩前辈是华人基督教会中最早问对问题的人：「这一代的先知在哪里？」
每一间华人教会都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王，但葡萄园户并不是葡萄园的主人，结不了果子，葡萄园主便会把葡萄园交给其他能按时候结果子的人。
（部份分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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