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之前发表《2023香港教会形态发展趋势研究》,研究员以质性访谈六间堂会的牧者,就「考虑/计划改变堂会运作模式」这课题上,了解这六间堂会在面向转型时,在考虑、决定、助力和阻力这四方面经历了什么。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堂会谈到的转型至少有两方面,其一是信徒领袖的培育和社区服侍,其二是聚会形式。前者更可视为第一阶段,若有所成,可促进后者。堂会考虑改变现行运作模式的主因是政治,尤其顾虑国安法的执行或其他对宗教的限制,疫情只是当时推动转变的助力。调查也发现成功转变的堂会若不是会众能拥抱变的异象或都顺服带领,就是因为堂会能连结那些愿意参与转变的会众,成为关键的改变力量。其中已成功转型的堂会,都没有随社会复常而恢复过去的聚会形式。相关研究结果请参考《2023香港教会形态发展趋势研究》。
我们堂会的变革
这访谈研究印证我负责牧养的堂会在这几年间转变的经验,当时一些误打误撞、因时制宜的措施,恰巧也是研究报告中提到的成功转变的助因。2016年,我们由于单位未能成功申请改变用途,决定离开原有的商厦一楼,借用一学校礼堂聚会,为期五年。我们在2019年成功购到新物业,经数个月装修后,在2020年1月搬到大角咀与深水埗交界处的地铺,由之前相对隐敝之写字楼转为面向公众的街铺,积极与社区坊众接触,要与他们成为邻舍。那时的社会外围环境,正是政治大动盪后的伤痛,又在移民潮和退休潮的氛围下,后来亦要面对政府推陈出新的防疫措施,实在很不容易。我们划出了新堂的部份地方作为「外院」,开放给邻舍使用。软件方面,我们推动会众有活泼的日常社交接触,互相支援。信徒单位的运作,从举办主题聚会渐转为以经营人际关系及灵命为主。信徒的培育,亦由颇具规模的大众信仰课程系统,转为以配合堂会的转型需要而设的零星课程,并发展一对一的守望陪伴,搭建可延伸的守望网络。迁到新地点后,堂会可谓翻天覆地。会众对转变的适应步伐不一,但大家努力共融前行。
让会众拥抱变革的异象:神学论述
访谈研究发现,堂会会众若拥抱转变的异象(至少是因顺服而配合),令转变容易达成。我认识一间因环境变迁而需要转型的堂会,由于推动转变的领袖所拥抱的转型异象未有足够时间在会众中发酵,会众是在紧迫的时机下配合搬迁及转型,但其实在运作及准备上未做好准备,对新形态的运作感到陌生,不少会友对新堂的方向不什明白,或抱有怀疑。因此,变革之后要持续发展,遇到不少难处。回想自己这边堂会,由于在实际觅地搬迁之前,曾花了数年时间在教会论及福音观上作出理论上的疏理(按:在研究报告的发布会上,回应嘉宾萧楚刚牧师亦分享到他的堂会在变革之前,与会众花时间思考教会论的课题),透过讲台信息,写教材,写月讯,在主日学中互动阐释,营会,或在堂务会的领袖中多样化的分享,令领袖和会众对变革的原委及内容有足够时间去消化及讨论。我要搅动的,是人的心。在推行一对一门徒训练及小组化的调整上,也有三年时间进行磋商,持续邀请其他堂会的牧者来分享小组和门徒训练的信仰原委及实践经验,带领信徒领袖一同参加由教练网络(CoachNet)举办的「化整为零堂会转型课程」。
这些研讨,什至来到一个地步,一些很认同变革的会众已不满我仍然逗留在讲解的地步,认为是时候落实推行。当会众有人比我还心急,进行变革时就发现已储备了足够的支援力。事后孔明的话,变革的原委若能札根于信仰内核,便得花时间作仔细的信仰反思及论述。当论述的力度足够,当会众自己从信仰内部认同变革,他们会自己推动自己,也彼此推动,而不是被动地由牧者「推一推,郁一郁」。动了心,就能动手。我认识一些很「务实」的牧者,他误以为会众对「神学」无兴趣,很刻意的绕过神学层次的探讨,直接进入实务。但原来绕过神学层面直跳到行政管理,可能令变革变得肤浅,蓄储不了长远变革所需的力量。人手紧绌及会众参与度不高正是变革的阻力,单单由短期危机推动的变革,只能维持短期。另一项变革受到的阻力,是堂会建制「注重缓慢稳定而非快速的转变」,长期的神学讨论,正满足了堂会建制的安全感。
寻求教与学的突破
其中一个叫研究组感兴趣的现象,是在「2019香港教会普查」中,有近一半堂会把「查经/圣经课程」放在首五项培育需要之内,惟在「已有计划」改变堂会运作模式的堂会中,有七成半不认同「查经/圣经课程」是五项在未来三年中最首要的培育需要,似乎有些什么原因令这一组堂会觉得还有其他比这更重要的培育需要。恰巧我也是在酝酿变革的那段时间内停顿了一直以来颇具规模的主日学系统,或者我当时考虑的原因也是其他类似堂会考虑的原因。
一向以来,我们堂会的主日学都是由传道同工及一些显出有教导能力的资深会友(不一定是执事,但以执事居多)负责,多数会参考一至两本释经书,让学员有书可循。我们间中也会邀请神学院的老师来讲一些专题。我们堂会未搬迁之前,一百四十多人聚会,但会参加主日学的,大概只有四十人。不论办什么科目,都是这四十人中的某些人会参加。要运作这主日学系统,受益的只是这四十人左右的小群,而且每次都是四十人中的十多人。这显出主日学平台在我们的旧架构中,未能很好发挥应有的功能。经卷为本的教学,通常都无法同时兼顾学员的生活经验及当下的挣扎。教与学因经卷课程本身的轨轴,须抽离学员切身处境,是由上而下,由古到今,由外至内的学习。但要落实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话,须配合强的互动生活或门训守望,否则下课就是学习的结束,再没有「之后」。但互动和守望在我们的堂会却是很弱,因此当时我觉得首要的工夫不是再开下一堂课。
再者,由于寄居学校的时间只有五年,这五年是最终变革的预备期。所以我要在这五年预备期内,好好推动会众间的互动。于是,我把崇拜后的「黄金档期」拿来做小组(这档期以前是用来开主日学的),大力鼓吹,但自由参与。我把参加者分成若干小组,这些小组在若干时间后便会重组。参加者可在重组时决定是否继续参加下一期,可进可退。我把主日学由每季开课改为特定时间开课,并安排到主日的下午。那时主要由我或一些神学院老师授课,以专题形式开课,而不是经卷查经。
在五年预备期的尾声,教牧同工须花时间去掌握不同单位对将来变革的反应或忧虑,我们须因应不同反应为变革作出部署,再加上执事们须为物色堂址与装修设计等实务花上不少心力。为了减轻人手张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完全停办主日学。消极方面,这使我毋须分心预备教学,会众又毋须花时间上课,可腾出心力为迁堂作好准备。虽然停主日学的安排在疫情前已开始,但后来疫情的出现也令这停顿更易受落。疫情期间网上课程汹涌而出,也弥补了渴望学习的会众的需求。积极方面,是想推动会众的小组能一起参加外面多样化的网上课程,让小组一同学习,一同切磋,把学习与小组生活连结。坊间的课程十分多元,远超过一个小堂会的人力能够提供。早前有资深教牧对地方堂会外判主日学的情况表忧虑,这是明白的。长远而言,地方堂会教牧若没有自己的教导,会荒废建立影响力的平台。但在转型期,教牧在战略上可能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后疫情时代,网上视像会议成了新常态。我也以网上读书会形式重新运作主日学。主日崇拜后的「黄金时间」仍用作彼此相交,网上主日学放在平日晚上,而且开放给堂会外的基督徒参加(包括我们的小宗派及外面的弟兄姊妹,什至有海外肢体)。结果,首个课程每堂都有廿多人到卅多人参与,人数翻了一倍。明年我也会与其他堂会合办网上读书会。我仍然相信,缺乏坚实的信仰认知,只是感性和人际关系,是不能维持「教会」这逆流的群体,长远会被大环境的意识形态所吞掉。地方堂会的挣扎,是如何把「行礼如仪」的主日学,活化为群体学习,塑造出在主流大文化下的异文化。我希望渐渐由教牧同工和执事主导的教导,转化为小组的自学,由小组发动,小组一同学习,一同切磋守望,一同实践。人动了心,自然会动手。
原刊于第87期《使命与领导》──2023香港教会形态发展趋势研究汇篇,2024年1-3月;转载自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网站。
作者为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尖沙咀迦南堂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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