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特区政府决定今年之内（有说在立法会放暑假前）完成《基本法》廿三条要求，自行立法保障国家安全（下文简称国安法），并为此而发出谘询文件。文件共七十七页。细阅之后，有不少担忧，本着基督信仰对人性的了解，回应如下：
首先，笔者肯定国家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国家机密必须得到保护。惟人有罪性，掌权者亦有罪性，我们如何防止掌权者公器私用，和滥用国安法、泛国安化、以权谋私，什至嫁祸（下文简称误用国安法），损害国民利益？故笔者郑重建议，若立国安法，必须同时立法保障公民安全（下文简称民安法）。
或曰，国安即民安。若掌权者大公无私，国安即民安；若掌权者以巩固私利和权力为重，误用国安法，则国安而民不安。故需同时订立国安法与民安法。国安法旨在防止国民破坏国家安全；而民安法旨在防止掌权者和公职人员误用国安法，损害国民之权利。
或曰，纵观西方大国（指英、美、加、澳、纽等国，下同），并无民安法。这正是笔者要发出之大疑问：我们何时可以放胆借镜西方大国？何时则以中国有独特国情为由，拒绝参照西方大国？
当我们认为西方大国有国安法，香港亦可以有；西方大国之国安法严厉，香港之国安法亦可以严厉；但为何西方大国有基于民主精神之选举政制，中国和香港却不必有？此处必须阐明。民主政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民主国家有不同的民主政制，但必须符合民主精神，即每人的投票权、提名权和被提名权，必须相若。
或曰，本文件只谘询立国安法之意见，不是谘询选举政制之意见。然而，很多事情，是一篮子互相配合的。制度和制度之间，可以互相协调，相得益彰；亦可以互相矛盾，效果互相抵消。因国安和民安，必须同样重视，必须设立机制保障民安。而民主选举制度，是保障民安之有效机制。
事因关乎国安和国家机密，或者在执法、司法（包括保释等）方面，必须严厉；若无民主选举，民安便得不到保障。民主选举可作为掌权者的警剔，因若有误用国安法，遭选民厌弃，则下届再不能掌权，所以自知要小心行事。就算掌权个人不警剔，其所属政党亦会向其施加压力。所以说，民主政制乃自我改善机制。
以上大原则得到重视和妥善处理后，其他细则谘询，才有意义。本次谘询文件带出的其他疑问，包括：
一、文件显示，将来的国安法和《公安条例》禁止之事，有所重叠。惟鑑于以国安法与《公安条例》拘捕和审讯、保释等条件，严厉程度有所不同。故应清楚界定，国安和公安，如何分野？政府不应以有灰色地带而拒绝分野，因为，纵有黎明和黄昏，不会因此而不辨白昼与黑夜。
二、如何划分勾结外国势力，还是跟境外同理想之团体作正常交流？任何团体，都可视作广义的政治团体。例如，工联会之首要目的是争取劳工权益，惟亦参与选举，故也是政治团体。其他推广人权、民主、法治的团体亦然。教会亦可能受其影响。
三、关于隐匿叛国罪，如何防止此条例促进文革式「笃灰」，什或诬告？还有，如何避免一个人涉嫌犯国安法，其所属团体亦被无辜波及？或曰，团体有责任不让犯国安法者加入。惟这亦制造了另一疑问：如何避免人因涉嫌犯国安法（只是有嫌疑，还未定罪）而不能正常谋生，不能正常参与文娱康体活动？简言之，如何保障国安法嫌疑犯（和真正犯法者）之基本人权？
保障国安和保护国家机密是政治考虑，惟国安法却是法律条文。政治可以因应情势而模糊，惟法律必须精准明确，不能含糊地以「你懂的」、「任何正常人皆知道」等说辞敷衍过去。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的基本条件是清晰法例（虽然仍非充份条件）。若要巿民估量当权者的喜恶，这不是法治，是「红治」——用红线统治。
最后必须指出，谘询文件只列出法例框架，惟魔鬼在细节，故订出较详细之法律条文后，应作第二次谘询，什至有可能要作第三次谘询。或曰，如此则拖慢国安法立法。须知，国安法影响重大。垃圾征费亦因考虑未周而一再延期，国安法比固体废物征费，重要何止百倍，为何反倒可以快刀斩乱麻，仓促成事，遗留无穷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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