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首年终，人总会顾后前瞻。对不少教会来说，若问二〇二三年香港有什么社会变化带来深远影响，除了疫症防控措施得以完全解除，就是移民潮势似加剧，若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今年九至十一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受访巿民表示有意移民外地的，比例接近三成八，较去年同期显着增加近百份之十。分析指，今次回升除了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也受到居住状况和生活指数等经济民生问题所左右。
事实上，环顾全球股票巿场，香港是近期少数下跌的地区之一；而无论留下来的港人是因为没有经济能力移民，抑或满意本地社会的近年变化，都要面对整体经济下滑的趋势。近几个月巿面经济气氛明显转差，圣诞档期的戏院票房数字录得二十年来最大跌幅，本地连锁食肆集团亦向媒体表示会将发展重心转移至海外。
将眼光放到教会群体，好些基督教机构，都要提早出劝捐信，以填补赤字以及紧绌的流动资金。至于堂会，即使假设会友做足十一奉献，在移民潮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夹击下，单从营运角度看，相信不少堂会都压力不轻。之前闻说堂会因为会友和奉献数目大跌，而要削减传道同工岗位数目；类似的情况在二〇二四年恐怕还是趋势未止。
至于特区政府斩钉截铁要在二〇二四年完成立法程序的《基本法》廿三条，的确会为本地民间社会在资金筹措、海外联系等方面带来新的影响，宗教团体也不例外。不过说实在，按这几年《港区国案法》颁布后的经验，事情的重心，在乎当权者要针对谁。这不是说，人可以事不关己心存侥幸。然而，今天谁也说不准到底民间舆论能有多大程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左右权力运作；当失去了沟通信任的前设，可能静观其变、做足准备，会更符合博奕考量。
若顺着这思路出发，要问的问题倒是：博奕，到底为了什么？对教会群体来说，有形的建筑物和制度，都是为了达成那无形的上主旨意，让更多人得见他的怜悯与公义。成员数量和资源方面的限制，的确可以左右有形教会的运作，却改不了无形的初心。而初心的表现，却常常是见微知着，无论境况如何：对于什么人，我们会不离不弃，也不因为时势变迁而引以为耻？对于哪段记忆，我们未敢忘记，尽力保存？对于什么事情，我们会知所辨别，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今天留在这城的基督徒，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到底为何而存在于这个小城？谁是我们所跟随的上主？为了上主所爱的世人，我们愿意摆上什么，让他使用？这些在决志和初信成长培育时碰过的问题，今天再一次碰上。跟从耶稣的意义，也从没如此埋身。就像昔日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时，跟彼得的一番话（约廿一15-19）：是挽回三次不认主的心，是语重心长的提醒，是再一次肯定的「来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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