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千石常常问：「工委会（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是工人的朋友吗？」对他来说，能够成为工人的朋友，就是工委会最核心的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是来自耶稣。在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中（路十25-37），耶稣问：「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刘千石将耶稣的问题变成：「谁是工人的朋友？」
耶稣这问题跟试探耶稣的律法师的问题不同。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不管律法师的问题是想试探耶稣或是如何，但有一点是很清楚：律法师的问题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身做出发点。律法师是从自己开始划圈，去寻找需要救援的人。
律法师很自傲。自傲的理由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好好（路十29），当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意思可能是，有需要的人我已帮了。在他的眼里，他再看不到有需要的人了。这只是从律法师自己的角度来说。然而，这角度可以被律法师自己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宗教信仰及其他事情所影响，导致律法师划分了哪些人是应该帮，哪些人才值得帮。在这之外，他再看不到其他人的需要。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是我们选择哪些人我们想帮，值得我们去帮。
但耶稣的看法明显不是这样。他的问题是以需要帮助的人为中心，是谁成为受伤害者的朋友。我们可以因为各种理由，没有、不愿或不能给予这些人帮助，可能认为他们不值得我们爱，也可以因为我们接触不到他们，而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如那个祭司，可能因为需要赶到圣殿值班，不能逗留照顾那位在路旁的伤者。那个利末人，可能因怕接触受伤的人的血，而没法在圣殿当值。不管怎样，别人的生死及悲苦没有触动我们，所以，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
工人的需要才是工委会工作的核心
刘千石问：「工委会是工人的朋友吗？」这问题道出了工委会的工作方向。工人的需要才是我们的工作的核心。了解工人的需要只有一个途径，没有其他方法，就是跟他们一起。这是极花时间的事情。工委会在巴基斯坦裔食物外卖员的工作，大致道出怎样跟工人做朋友，怎样回到工人的身边。
平台经济充份使用「手机」，整个食物订餐和送餐的程序都在「手机」中完成。食物外卖员不单工作使用「手机」，他们大部份的生活都在网上进行。工委会同事在接近二十个社交网络组群，接近二千人次的沟通，日夜跟这些工人交流，这是「磨烂席」的工作。
当有外卖员出现严重交通意外，工委会同事要求自己事发廿四小时内接触到工友或家属。当外卖员到商场收餐或送餐，所乘的电单车可能因违例停泊，随时被票控；工委会同事跟工人代表和领展及其他地产商管理层商讨，要求跟其他送货员一样，给外卖员有免费上落货停泊的地方，免得他们的电单车因在商场外非法停泊而被票控。定额罚款占了外卖员一天差不多一半的工资，所以，泊车对外卖员是大事。从工人的角度看事情，是从工人角度定义什么是大事，而不是我们定义什么是他们的大事。
食物外卖员的工作既是个人，但也有他们的群体，特别少数族裔。工人群体的组织对工委会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回到工人身边，建立群体，或许也是今天工运，以至于宣教一个新的使命及方向。
宣教的新方向
「回到工人群体」作为宣教的方向，并不只是向工人解释基督教信仰是什么，特别是食物外卖员有不少是巴基斯坦裔的，他们大部份都是伊斯兰教徒。传统的「传福音」不单带来宗教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福音」对工人来说，是否「离地」，是否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回到工人群体」是从工人角度，看什么是对他们好，而不是我们认为什么对他们好。
「回到工人群体」是告诉工人，教会或教会的群体关心工人的福祉，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上主也爱「工人」。工委会以行动表达这份关心，也同时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作为教会群体这身份，工委会从来没有向工人隐藏。
工人的工作不会只有工委会做，我们也没法独自承担照顾这么大的工人群体。与人合作，不论是工运或合一运动，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为了工人福祉，工委会乐于和不同人士及团体合作。在食物外卖员的工作中，我们需要跟伊斯兰群体合作，因为，绝大部份的巴基斯坦裔的外卖员都是伊斯兰信徒。而部份外卖员是印度裔，他们信奉印度教，这方面也需要跟印度教群体合作。
宗教对谈一直是合一运动中重要的一环。然而，宗教对谈大部份只是神学学者对教义的对谈，或是宗教领袖间的对话，一般信徒什少参与，也很少涉及信徒的生活层面。这里也不是如孔汉思（Hans Küng）神父要建立普世伦理（global ethics）的标准，作为社会发展的指标。工委会跟其他宗教群体的对话及合作，固然会涉及社会伦理标准，但更多是跟不同宗教人士及团体讨论如何落实这些伦理标准。从宣教的角度，这为宗教对谈提出两个新方向。
第一、给予宗教对话有更具体的内容及工作策略。这在传统的宗教对话里没有的。而且，在这种以具体工作为宗教对话的内容，就可避免在教义讨论中，比较对错真伪，或是各自演说（monologue），这根本不是对话（dialogue）。在具体的工作讨论时，大家可聚焦要处理的事情，不同宗教人士及团体如何分工，什至大家可如何合作。
第二、参与对话的人士或团体，由教会领袖或神学学者为主导，变作他们跟基层团体，什或工人对话，谈的内容也是基层工人的福祉。所以，不论对话的人士及内容，都环绕基层。
工运的新方向
「回到工人群体」其实也为香港工运提供一个新方向。有人说，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香港工运很难有什么作为。然而，这样说法背后假设了一种看法，就是只将工运看为一种抗争的模式。若我们这样看，在今天的政治环境里，抗争游行的活动确实困难，而传媒也有自我审查，报道工人运动或工潮不再容易。由于过去这些工作容易吸引眼球，工运慢慢就走向一种吸引公众注意的模式，而抗争是最易吸引公众注意。
抗争当然是工运重要的一部份，但却不是唯一的部份，组织及团结工人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抗争固然可以团结工人，但团结工人也可透过其他方式，例如长期跟工人沟通接触，跟他们一起解决他们关心的事情，例如，对食物速递员来说，泊车位就是大事。这种不吸引眼球的事情，却慢慢累积工人对组织者的信任，而慢慢团结起来。
今天，倡议抗争式的工运会有困难，那我们只能另选其他路途去团结工人，结成群体。这种「回到工人群体」的工运模式，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好好跟工人接触，为他们服务，慢慢凝聚工人及工人力量，慢慢去改善他们的权益。
耶稣问：「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刘千石将这问题变成：「谁是工人的朋友？」。任何人士或群体都可以改写为「谁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朋友？」在今天，耶稣的问题不单对合一运动带来新挑战，也为工人运动，以及为整个香港公民运动带来新挑战，就是如何以我们服侍的人群的角度去看事情。
（作者为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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