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学者邢福增教授提早退休，他早前的荣休讲座，无论是与会者的分享，还是讲座本身的内容，都在社交网络洗版。相关的文字报道，教外媒体也见一定篇幅。在今天的时势，连公共博物馆的永久馆藏，都可以忽然未知如何得以永久。历史记忆消失的速度，往往比书写的速度快得多。对于仍然推崇「实录直书」而且身体力行的历史学者，大家都格外敬重。
据报道，主题演讲之后，教授在交流对话中被问到，作为一个历史人，如何看待上帝介入历史；人又如何在当下忠于真实，书写自己的历史。邢教授引用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犹太作家维瑟尔（Elie Wiesel，或译维塞尔）在其回忆录里的一番话，说在责任里面可以找到回应（there is "response" in responsibility）。邢教授指，上帝也是要求人在不同岗位上，找到自己能尽的责任，而在这责任中，人能看到上帝的旨意。
在网上书店找来维瑟尔这本《夜：纳粹集中营回忆录》的最新版本，作者的序言除记载了邢教授引述的这番话，也记下了这段回忆得以成书的波折。维瑟尔觉得自己身为幸存者不能不发声，于是写成这书。不过，书稿当时不获法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垂青。连维瑟尔的好友、推动他将这段大屠杀回忆写下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亲自出面接触出版商时，起初亦不得要领。即使后来此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得以出版，在法国颇受评论注目，销量却很差；什至若有拉比在犹太人聚会中提起此书，也会引起会众投诉，认为要儿童承担上一代的惨剧，并无意义。但随着愈来愈多出版商做出勇敢尝试，加上学术界有心人的持续关注，二、三十年后，这段历史成为北美大学以至中学都会触及的课题。维瑟尔这本《夜》亦成了当地中学生的指定读本之一，让历史走入一代又一代的寻常百姓家，置入民间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提醒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现在回望维瑟尔所说的「there is "response" in responsibility」，其实有两重意义。除了是指维瑟尔自己作为苦难的幸存者，有这样的责任说出当时实况；也点出当年他得以幸存，亦因为在集中营里，有人在能力範围内做了一些微小的事情。这些小事情，没法救所有的人，什至做的人也自身难保，但救了维瑟尔本人，以至他后来得以幸存，得以写书见证集中营的实况，可以继续写故事探讨人性，并在一九八六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话说回来，《夜》本身得以出版和普及，其实也是因为在不同岗位的一些人，即使面对当时社会文化，以及出版营销的压力，仍然愿意在自己的能力範围内，踏出一小步。
有些事情，在残酷严苛的岁月，大家不敢说，惟恐惹祸上身，希望沉默能让自己侥幸避过一劫；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大家不想说，觉得既然事过境迁那就事不关己，不要扫太平盛世的兴。有多少人，无论天晴天阴，都愿意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对历史以及那位掌管历史之主，找到自己可以尽力而为的人性责任？问题看似严肃得难以承受，宏大得难以掌握，起点却总是在自己生活範围之内的点点滴滴。寻问乱世之中的上主旨意，其实是从这里开始。所共负的轭，其实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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