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圣餐神学问题我已经多次讨论。然而过往的讨论重点多在于指出纪念说之错谬及论证合质说之真理，而什少讨论开放圣餐之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香港基督新教之礼崩乐坏问题在于纪念说的流行，而不在于开放圣餐。然而二〇二三年陈嘉牧师在万圣节的「Pastor Bar」举行「开放圣餐」，向未信者派分「圣餐」，而被基要派KOL古斌批评，才引起我对开放圣餐的关注。
我固然谴责一切向未信者分派圣餐的行为，因为「凭信心领受圣体宝血」是领圣餐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谴责之前，我们更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Pastor Bar的「圣餐」真是圣餐吗？
结果问题还是要回到圣体宝血的圣餐神学讨论。本文将论证以下命题：
一、圣餐之神圣只在于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而不在于所谓的「记忆」。
二、基督的圣体与宝血是举行圣餐礼的充要条件。
三、无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即不是圣餐礼。
四、人只有凭信心才可领受圣餐中的圣体宝血，否则就是亵渎。
五、若「Pastor Bar」有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则「Pastor Bar」有圣餐礼。
六、若「Pastor Bar」无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则「Pastor Bar」无圣餐礼。
七、若「Pastor Bar」举行的礼仪为圣餐礼而向未信者分派饼酒，即属于向未信者派分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属于亵渎。
八、若「Pastor Bar」举行的礼仪不是圣餐礼而向未信者分派饼酒，则不属向未信者派分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不属于亵渎。
简而言之，从大公教会的神学、传统与圣经诠释立场来看，由于圣餐只应向信徒开放，是否谴责Pastor Bar亵渎圣餐，在于当天是否真的举行了圣餐（编按：相关报道见《低声道》，以及1889期《时代论坛》跨页专题），实际上仍有讨论空间。唯一肯定的是，基要派KOL古斌以「纪念说」否定Pastor Bar当日礼仪的论证绝不成立。
圣餐之神圣只在于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而不在于所谓的「记忆」。
圣餐不是人为重构
在〈何为圣体宝血？〉一文中（编按：见作者Patreon），我曾引入康德哲学中本体与现象之分，解释圣餐神学之困难所在：「我们领受（recipere）与分享（participāre）圣餐时，一定要用感官：以眼看见、以手接受，以口吃喝。所以圣体宝血是以现象而非本体的方式向我们呈现。」问题来了，圣餐饼酒的「本体」不可被感知，故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圣餐中饼酒的本体是否由普通的饼酒「变成」了基督的圣体宝血。那么我们如何承认我们所领受的是圣体宝血呢？
缺乏信心的人很容易因而落入纪念说的错误教导，由此断言：我们只是领受普通的饼酒而非基督的圣体宝血，这仪式只是「纪念」，只是重构「回忆」。这看似完全符合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的解释。和辻哲郎在《原始基督教の文化史的意义》认为圣餐只是抄袭近东神秘主义的仪式；或用柳田国男的在《远野物语》提出的「物语」民俗学方法论，我们可以说圣餐只是一套编织与重构关于基督的记忆的物语。
如野家启一所言：
「人是『物语动物』，更正确地说，是受『物语欲望』而入了迷的动物。我们以物语来表述自己体验或从他人听到的事情（原文：出来事），这即是一种最原初的语言行为，透过这行为，我们可以整理各种复杂的经验，并在与他人沟通之中把这些经验分享。人不是神，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看东西、听声音、并得知事物。⋯⋯我们透过记忆而建构的事情会在一定的语境中重新配置，它们会跟从时间次序来重新配列，这样，我们终于可以谈及『世界』和『历史』。」（张政远，《物语与日本哲学：哲学的民俗学转向》，页2）
固然，圣餐有唤醒记忆的功能；可是，纪念说将圣餐仅仅视为人为重构的物语，绝对是一种亵渎，因为纪念说仅视圣餐为人为重构的仪式，完全否定圣餐是上帝的作为。如此一来，纪念说的「圣餐」，在本质上与伊斯兰教的祈祷、佛教的法会、神道教的祓褉并无差异，因为大家都是人为重构的仪式，而无上帝参与其中。在这意义下，纪念说者是不折不扣的不信派，因为他们不信上帝参与了圣餐礼。
然而，圣经表明圣餐不只是人为的物语，还是基督亲自制礼及降临的神圣事件。在最后晚餐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廿六26-28，可十四22-24，路廿二19-20）耶稣还清楚表明这不是比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六55）
使徒圣保罗遵从基督的制礼，进而提出领圣餐的两大条件：「省察」与「分辨是主的身体」。前者强调领餐前人要先认罪，因为认罪者才意识到自己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后者则强调人要知道在这刻所领受的是基督的圣体宝血。圣保罗才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有古卷：擘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十一23-29）基督的圣体与宝血是举行圣餐礼的充要条件。所以，无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即不是圣餐礼。
于是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在哲学上，本体不可被感知，我们怎能「知道」这块饼和这杯酒在「本体」上变成了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于是天主教就发展出变质说。然而，路德神学却认为这问题是问错了：因为圣餐是一整体，所以不是「这块饼」和「这杯酒」在某一刻变成了圣体和宝血，而是在整个圣餐礼里，饼、酒和上帝的道合一而成为基督的圣体和宝血：
「那么，圣餐礼是什么呢？答：这是主基督的真身体和血，临在饼和酒之中，我们基督徒听基督吩咐受命吃喝。正如我们所说，洗礼并非寻常的水，我们同样说，圣餐礼的饼和酒，不仅是摆在桌上的饼和酒，且包含了上帝的道，并且与道联合。」（《协同书》〈路德大问答〉5）
如此一来，圣体宝血与圣餐是互为充要条件的。无圣体宝血则无圣餐，无圣餐亦无圣体宝血。天主教变质说的问题在于欠缺整体性思维，而将圣餐礼文割裂，以令人可以「理解」和「知道」基督的圣体和宝血。然而，人不是靠感知或理性去，而是靠信心去领受圣体宝血。
人只有凭信心才可领受圣餐中的圣体宝血，否则就是亵渎。
信者凭信德领餐
由于圣餐的本体在现象界以外，我们无法感知与理解圣餐的本体，即圣体与宝血。故此，本体界与信仰範畴之事，只能以信德领受。因此：
「圣餐的本体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其现象才是对我们的显现的。圣餐的现象，即是指整个圣餐礼仪，包括我们来到圣坛前领受圣体和寳血的过程。整个过程我们都是使用自己的感官。言则我们根本不可能讨论圣餐里作为质料的饼和酒有无在本体上变成了基督的圣体和宝血；我们只能说，我们借着信心，确认在圣餐礼仪的现象里领受了圣餐的本体，也就是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何为圣体宝血〉）
这就是为什么圣餐只能向信徒开放的根本原因：此处之「信」有两重意义，一是相信在圣餐所领受的是基督圣体和宝血，二是相信自己认罪悔改后，能借着基督的恩典而被上主赦免。根据圣奥古斯丁的定义，圣礼即为「无形恩典之媒体及有形之记号」。（Contra Faustum, Book XIX. 11）而人之所以需要此恩典，是由于人发现自己有罪而需要拯救。故圣保罗强调领圣餐前人除了要辨别主的身体，还要认罪。认罪与辨别圣体宝血，也需要信德；如此一来，「不信者」绝不可能领圣餐。
然而，要留意此处所言的信者与不信者的定义十分广阔。天主教与东正教过份强调圣餐「共融」的意义，因而只向高举自己教会（完全或不完全）「共融」的信徒开放圣餐。的确，信徒借着同领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而共融，然而信徒并非借天主教教会或东正教教会而共融，而是借基督本身而合一。人能否领圣体宝血，不应在于人是否服从教宗或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领导，而只应在于双重的信德：相信自己有罪而需要恩典的赦罪，以及相信自己在圣餐所领受的是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其圣经、传统与理性之理由见上）。这就是高派圣公会的圣餐神学：不论宗派，相信上述两者的基督徒都可领圣餐，什至是否已领洗其实也不重要（教会法将受洗作为领圣餐的条件，可能只是要确保领餐者已信主，然而此规定实可再议）。
反之，「不信者不能领圣餐」中的「不信者」，亦非专指未信耶稣的人，亦包括所有不信「自己有罪而需要恩典的赦罪」或不信「自己在圣餐所领受的是基督的圣体与宝血」的「基督徒」。在这意义下，圣餐不应向纪念说者开放。可惜的是，圣公会在合一运动的压力下，往往会不合理地向纪念说者开放圣餐；只有部份信义宗教会仍逻辑一致地拒绝向纪念说者开放圣餐。这是当前圣公会圣餐神学实践的一大问题。
Pastor Bar 亵渎圣餐？
现在回到Pastor Bar在万圣节当日的「圣餐礼」问题。到底当日举行的是否圣餐礼？陈嘉牧师需要公开当日的「圣餐礼文」以及其「圣餐神学」，大家才能作出理性的判断。如果他认为当日向未信者分派的是基督的圣体宝血，那他就是让那些没有认罪又不能分辨基督的圣体宝血的未信者吃喝自己的罪，构成了亵渎，是严重的过失。可是，如果他认为当日向未信者分派的不是基督的圣体宝血，那就没问题了。正教会及东方礼天主教也会向未信者派发未祝圣的圣餐饼（Antidoron），以向他们分享基督的爱，这也是大公教会的传统一部份，并无不妥，当然基要派KOL不理解也是情有可原。
简言之，若Pastor Bar有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而向未信者分派饼酒，属于亵渎。若Pastor Bar无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而向未信者分派饼酒，则不属于亵渎。
（分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