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数码时代，随着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远比传统组织或团体的领袖更具影响力。香港基督教亦有此迹象，信徒对领袖的期望产生各种变化。有些信徒妄想什具领袖魅力的「属灵人」横空出世，重新带领香港教会；有些则对宗教体制、权力架构嗤之以鼻，也不再相信领袖角色。过往的领导方式貌似失效之际，教牧今日又该何去何从？
圣经的领袖观
圣经不时记载民族领袖的事迹。先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四位先祖的生平，又高举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颁布律法的神人摩西，更辑录不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而人民迷恋领袖、膜拜权威的巅峰，相信是「后士师时期」──以色列人不但渴想有民族英雄去捍卫自己，更奢求立王去管治他们（撒上八章）。
即使其后经历国破家亡、同胞被掳、后代归回，以色列人仍对民族领袖充满期盼，盼望将来会有一位受膏者、君王，英雄般光复犹太，保家卫国。这正是其中一种旧约中的「弥赛亚想望」（Messianic Expectation）。但在新约时代，耶稣的出现，让这期待落空了。当人民拥戴耶稣为王，耶稣退到山上去（约六15）；当人民迎接耶稣骑驴光荣进城，革命还未开始就结束，他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集合了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重身份，同时颠覆了当时对三者的理解，体现出领袖的新典範。
失效，还是失焦？
既然耶稣已经以生命示範了领袖的真谛，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的领导彷佛失效？「真是个不信的世代啊……」且慢、且慢。形势坏透，世界的确每况愈下，不过在归因于外在环境之先，更值得检视的问题可能是：到底是教牧对于堂会、信仰群体的带领已经失去效能，还是领袖自己失去焦点呢？前后两者论述众多，在此不赘，但笔者想从「专门化」（specialization）这一角度稍作反思。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作专门化使生产效率急剧提升，现代社会无不欢迎，当中包括以成本效益至上的香港。恩赐各有不同，而当教牧「按恩赐事奉」，并盲目地视之为主流，自然就会出现「事奉专门化」的情况。譬如擅长宣讲与教导的，自然有先知的形象；热衷祷告与聆听的，就有祭司那种作中保的气质；带领教会扩堂、组织团队、动员群众的，也自当有君王的特质。如是者，教牧各自成为独特的领袖，具备个人长处，期盼团队能补足自己的弱点。骤眼看来，并无不妥。
《把难处变为优势：作蹒跚的领袖》作者艾伦德（Dan B. Allender）却提醒，每一个领袖都要同时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无法作出有效的领导。事实上，教牧若单单成为其中一种，终究会有强烈的断裂感。试想像，一位什有时代触觉的属灵领袖，任他再多先知式的批判，若没有祭司般同情共感的话，便无法与人同行；若没有君王那种策动与建设，他的宣讲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改变不了现况。何况经历过近年的社会事件、新冠疫情与移民潮，香港教会已经千疮百孔，已不能依靠单一模式去应对处境、单一风格去领导信仰群体。
昔日，「事奉专门化」有助教牧专心一致地在教会服侍，可惜这也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当前多元又不稳定的社会和教会。艾伦德的意思并非要求领袖追求这三方面都完美无瑕，而是在自我认识之后，辨别三种领袖角色╱风格的强弱，然后尝试糅合出「三而一」的领导。
回看文首所提及部份信徒的境况，笔者不认为成为魅力型领袖就是出路，也不相信堂会或机构内能够完全无框架、无领袖。关键可能取决于教牧是否重新思考自己作为领袖的优缺，重新想像领导的模式。从来，领导什至牧养都没有万能公式，只有与主蹒跚而行。
作者为「流散者们」创办人。此文原刊于第84期《使命与领导》。转载自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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