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衡量一个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论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须恐惧和担忧的情况下，和平地表达个人感受和意见，特别是与政府或当时社会气氛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论、报刊、书籍、漫画、歌曲和电影等等，若没有抵触任何的法律、未经法庭裁定违法、只凭长官意志出言恐吓；或者由中低级公务员揣摩上意、宁枉毋纵地禁播、在图书馆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计制造寒蝉效应，都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极大伤害。
而更大的影响是当一些机构、堂会或个人，因为惧怕触及看不到的红线而事事自我设限，自我审查，自己不但不敢表达意见，当看到其他人表达意见时也会感到恐慌，担心自己会被牵连在内，于是明示暗示大家收声，什至将温和地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也视为激进份子、害群之马，千方百计要对方识时务、曲意逢迎当权者。其实，要群众成为不敢表达不同意见的顺民、根本毋须统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习惯了战战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会出现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现象。
近日以来，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不断主动将一些知名的异见人士的着作，或涉及敏感话题的书籍下架，就是恶劣的揣摩上意、矫枉过正的行为，许多书籍及其作者根本从未触犯任何法例，不少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可以公开发售，以及放在公共图书馆的架上，现在却在无任何理据的情况下「被消失」，是将香港倒退至一些民智未开的极权专制国家的水平。政府有责任向市民清楚交代，图书馆职员凭什么理据剥夺市民大众阅读这些书籍的权利？有关书籍违反了什么法例？《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版权条例》？还是「莫须有」的罪名？究竟他们是高高在上决定市民可以看什么书的「人民准许阅读名单审查委员会」，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究竟市民可以看什么书是由政府还是人民自己决定？
除了阅读之外，市民是否连怀念什么日子和事情都需要政府批准呢？转眼又踏入六月了，虽然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不过，公开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怀念在六四事件当中的死难者；希望当中一些人死亡的真相可以被查明；希望一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可以得到平反，还当事人一个公道，究竟有什么问题？就算大家认为当中有些人是受人利用，但涉及的人数以万计，难道全部都是咎由自取的吗？
过去三十多年，香港人一直以和平的方式纪念六四事件，不少信徒为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祈祷，政府从来没有指出他们违反了任何法例，每年亦会借出维园的场地举办烛光晚会。烛光晚会从来没有变成骚乱，为什么今时今日却会变成被禁止的活动呢？而官员亦以一些模稜两可的说话来回应市民是否可以私下悼念六四，究竟由什么时候开始，民间悼念什么也要事先得到政府批准的呢？而当中的准则究竟又是什么？
令人忧虑的是当市民大众在公开场合、社交平台，什至私人聚会提起某个日子、某些人名、介绍某些书籍，从来没有法例和案例指出有什么问题，却只因为某个官员疾言厉色或温馨提示大家小心不要触及《港区国安法》，市民大众便要立即「斩脚趾避沙虫」？这种做法和封建社会有什么分别呢？当我们号称由人民当家作主、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为什么市民的心态却要像在封建帝制时代，因为怕得罪天威，要事事避讳；怕被酷吏罗织罪名、以言入罪，因此噤若寒蝉呢？更严重是否会像文革一样，会鼓励大家互相举报，先发制人以求自保呢？
下架之害，犹如焚书；寒蝉效应，等同自阉。但要维护新闻及言论自由，维护市民大众的基本权利，伸张正义，不能寄望遇到青天大老爷，更不要妄想圣君的出现，而是要每个人都愿意站出来，捍卫本身的基本权利，市民可以看什么书、说什么话、悼念什么人，应该自己当家作主，当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时候，不要自己吓自己，亦不要恐吓敢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表达意见的人，但愿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都可以站起来，用我们的行动筑成捍卫言论自由的新长城。
想起六四，但愿阿摩司书五章24节继续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就算一点微弱的烛光，对于在黑暗中的人来说，仍然可以让大家心存怀念和希望。
（作者为明光社总干事，原载明光社网站，蒙允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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