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图书馆有书下架是文化大倒退，我必须向你泼一盘无可奈何的冷水，香港图书馆虽然一直挂着「公共」的名目，但图书馆从来都不属于公共，而属于政治。比起图书馆还馀下多少本书，我更在乎真正的文化继承者。
Library一字从拉丁文Librarium演化而来，意为「放书的地方」，亦即是现今的图书馆。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例如巴比伦、埃及等地，都是早期图书馆的重要起源地，我们伟大到核爆的祖国相传自夏朝起，便已经有第一个「放书的地方」。而图书馆的主要用途之一，本来就是用于纪录地方文化的伟大（至少他们的领主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足够伟大）。
就以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为例，终年只得卅二岁的亚历山大大帝（356-323BC）毕生好战，在战场上从未被击败，然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好友、一同远征波斯的部将、后来更成为近东统治者的马其顿国王：托勒密一世，便以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充满鲜血的名称，于埃及尼罗河流域建立一所以其命名的图书馆，目的就是在整个已知世界推广希腊文化，后世将之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马其顿国王以「图书馆」之名，把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加诸在其他相对弱势的国家和地方身上。
回溯香港的脉络，普罗大众对图书馆的印象，的确与「公共」文艺气息相关，但历史为我们揭示它的另一个功能，更可能是透过可流传的着作去传颂当权者自己的神话故事。当藏书随主权移交而改变，与其说图书馆是一个呈现公共故事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呈现私人品格的地方。从一个地方的藏书，你可以多少窥探到该地方、该学校、该宗教什至该国家的「人格」，可以窥探到她重视什么，又或者希望忘却什么。
对于香港失去了更多，我必须坦诚地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太大感觉，毕竟香港失去了的已经够多。对于如此风向，我并不害怕所有书目都被消失，就借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George Santayana的一句话：「遗忘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对于big brother进行「修整文化」的工作，在最困难之处，我实在要跟你俗套地说句：「系你未死，系我哋呢一代人未死」，因为共患难的人自然成为文化的继承者。我们本身就是这些被禁的书所描写的内容，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些禁书的脉络，我们所压抑的就是这些禁书希望留住的精神。
因此我害怕的，是香港失去了你。
（原载《低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