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诛》（Holy Spider）改编自约二十年前的连环杀人案，凶手专向妓女下手，却被一群拥趸吹捧为宗教英雄。从英国的「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到香港的「雨夜屠夫」林过云，类似的案件和以此为题材的改编电影屡见不鲜。《圣诛》大半段的情节和格局都依循类型片的手法，但加入了当记者的女主角Rahimi，不惜以身犯险引出凶手（也是一个常见桥段）。
然而，《圣诛》并非又一齣普通连环杀手类型片，而是入围康城影展并取得最佳女主角殊荣的得奖作品，亦引来伊朗政府公开向康城影展抗议，将之与小说《撒但的诗篇》相提并论（作者Ahmed Salman Rushdie多年前因这本书被伊朗当局下达追杀令，今年在纽约遇刺受重伤）。显然此片受关注主要是政治原因，创作语境针对着一个神权国度，既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
导演Ali Abbasi本来的创作意图着重描写宗教狂热的凶手心理变态的一面，继而渐渐把焦点转向探讨这个以宗教之名仇视女性的社会，是怎样塑造出这个人物。女主角Ebrahimi本身的经历和戏中受害女性由同一条路走过来，同受不公义的结构之害，也是仇女暴力的受害人。她饰演的侦查记者，先面对上司「潜规则」的骚扰，继而被风言风语所污衊，戏里戏外呼应，演来格外「有火」。
导演想针对罪案背后的社会及文化等结构性因素，所以没有像很多同类型商业电影一般，渲染凶手的「变态」一面（例如让演员以面容扭曲和肢体抽搐等方法显示其「不正常」），也迴避了满足观众猎奇与偷窥欲的、针对女性裸体的剥削性镜头。
凶手Saeed被描写成一个普通人，有一份正常工作，是个疼爱孩子的住家男人，和其他虔诚的男性信徒无异──除了他杀了很多人，且毫无悔意。导演的镜头运用和灯光等手法都是简单直接，没有使用扭曲的大特写或高反差色灯等同类型电影常见的表达手法。不过，也不见得导演针对这特别的文化语境和角色设计，在视听语言上花了什么特别的心思。
《圣诛》最后三份一的剧情才算入了正题，点出这件事的独特性：被捕的凶手被视为维护传统宗教道德的英雄，做出了一众拥护者敢想但不敢干的事情，比势利的政客更加纯正。这份转折的价值，在于挑战了连环杀手的类型套路，即以其被捕、身亡为收结（亦有些让其逃之夭夭的例子）。
剧本在前三份二简明地表达了凶手Saeed的心态：宗教狂热背后是一个退伍军人的不甘平凡，对「烈士」怀抱强烈幻想，渴望被他人承认、自我中心的存在焦虑。因此在他被捕前的段落对其角色的复杂性已有相当的（但仍然是工整、设计、欠缺惊喜的）描写。然而在Saeed被捕之后，他表现的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直到最后的意外反应（略嫌刻意而欠细致的转折），则反而有些单调平面。
Saeed退场后的最后结尾，女主角Rahimi在回程车上拿着摄录机重看Saeed儿子的访问片段。这也是有欠自然的手法，因为她在车上重看这片段的意义不明，只是仿如播放员一样把片段放给观众看。在这段录像中，Saeed儿子表达他怎样以「替天行道」的父亲为荣，冷静中带点兴奋地重演案情，并请幼妹扮演受害者，这也是该社会中男性对女性施加暴力的象征性重演。这种「戏中戏」的结构、冷静地演绎暴力的惊栗，以及对「媒体在结构性暴力中的角色」之反思……都令人想起奥地利导演米高汉尼卡（Michael Haneke）的电影。
但Abbasi不是汉尼卡。媒体在社会暴力中的位置，在情节上主要在于Saeed多次在犯案后打电话给报馆自白，然后改天留意报纸有没有报道自己的行动成果。这一笔点出了他要成名的欲望，但这和结尾有关影像媒介的反思并未圆融地扣连起来，就只是显出「设计」的心思而已。
虽然《圣诛》获提名康城金棕榈大奖，但以戏论戏，整体评价只是中上，未说得上是非常出色的杰作。
延伸阅读
Ali Abbasi的《边境奇闻》（Border）中，主角似人不是人，像男人的不是男人，以边缘的叙事和影像探入这个世界中「少数」的存在境况。
Behtash Sanaeeha和Maryam Moqadam的《伊朗式审判》（Ballad of a White Cow）是以其中一位导演Maryam Moqadam母亲的经历为蓝本，创作这个寡妇为含冤被判死刑的丈夫讨回公道的故事，亦有关女性的欲望与情感在不公制度下如何被压抑。
Michael Haneke的《班尼的录影带（Benny's Video）透过摄录机和录影带，反思影像媒介在现代中产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伦价值和道德之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