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十月，Thomas Keneally在洛杉矶工作，恰好在第二天要飞回悉尼前还有些空馀时间。逾四十度的酷热七月天，他随机地走到The Handbag Studio门前。店主Leopold Page注意到他在外面，盛意邀请他进去降温，他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Thomas说，自己是作家，Leopold则兴奋地回应说，他有一个很棒的真实故事，Thomas应该把它写出来。「关于什么的？」「这是人与人之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故事。」
集中营‧文件柜‧奥斯卡
Leopold随即把Thomas带到商店后面，那里有两个文件柜，柜里塞满战争期间波兰集中营的第一手资料、演讲记录、目击者证辞、生还者名单原件等等。当天下午，Thomas把部份文件副本带回旅馆阅读。文件显示Leopold曾多次尝试把故事广传出去，不错过任何一个他认为有可能促成这事的人，包括荷里活米高梅（MGM）电影制作人Marvin Gosch。MGM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不但向Leopold购买其故事版本的电影版权，在他的陪同下，Marvin Gosch还夥同Casablanca编辑Howard Koch访问了不少生还者，什至这故事的最核心人物。两个文件柜里塞满了他们当年访问和搜集的成果，可惜的是，MGM六十年代的电影企划最终未能完成。
一方面，这故事显然不适合Thomas，他是澳洲人，罗马天主教徒，对四十年前波兰犹太人几乎一无所知；但另一方面，这由波兰生还目击者重述的故事，包括大屠杀迫害对他们的影响，对一个作家而言确实深具吸引力。他意识到整个纳粹大屠杀在这故事中缩小到可以理解、几乎人性化的尺度，因为故事聚焦在一些有名字、有面孔的人身上。这固然极其可怖，但却不是纯粹数字可以淹没的事实。
当天傍晚，Leopold再约他吃晚饭，他承诺会把Leopold的故事撰写出来。Thomas深知，所有相关事实最终必须获得大屠杀生还者的确认。长话短说，经过一番深入的研究和验证，这故事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并荣获当年英国小说界的最高荣誉奖，也是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文坛奖The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他坦承，关键并不是自己如何从一大堆的故事资料中找到一个好故事来讲，而是自己被这故事和Leopold深深抓住了。
故事或许就这样结束──如果不是纽约恰好有人看了这本书并极力推荐给加州的一位朋友，而这位加州朋友后来要求Thomas把故事的电影版权卖了给他的话，十年飞逝，似乎没有什么消息，八十年代的电影企划看来亦未能实现。
然而，一九九四年三月那个晚上，Leopold的故事──一个深埋了许多年、由一位来自澳洲的天主教徒精彩地撰写出来的故事──获得了七项奥斯卡大奖。这部得奖影片，就是一九九三年年底上映、由美籍犹太人Steven Spielberg导演的黑白电影Schindler's List（港译：《舒特拉的名单》）。“An Oscar for Oskar”──这奥斯卡大奖原来是对一个名叫Oskar Schindler的人的最恰当纪念。
Oskar Schindler于一九七四年逝世，在Leopold Page的安排下安葬于耶路撒冷橄榄山天主教墓园（The Catholic Cemetery on Mount Zion），是唯一获准安葬于耶路撒冷的前纳粹党员。是的，没有错，他不但是纳粹党员，还是间谍，善于撒谎，酗酒纵欲，活跃于黑市交易的德国大亨。他肯定不是圣人，或许也称不上是什么英雄，但他和他妻子Emilie动了恻隐之心，做了人与人之间应该做的事，善待近乎丧命的犹太人，并给予他们食物和药物。
一九四四年，Oskar Schindler在波兰克拉特夫（Krakow）的工厂有1,750个工人，其中1,000个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没有工厂所需的特殊技能。然而，为了保护这些犹太人的安全，Oskar Schindler和妻子Emilie冒着生命危险，倾尽他们一切所有去贿赂纳粹官员，并赠予他们在黑市购买的贵重礼物，最终救出了1,200个犹太人免于罹难，包括原名Poldek Pfefferberg的Leopold Page和他妻子Mischa。以色列政府于一九九三年颁予Oskar Schindler和他的妻子Emilie "חסיד אומות העולם"（列国中的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列入大屠杀纪念馆（יד ושם, Yad Vashem），这是非以色列人可以获得的以色列最高荣誉。
恶的平庸vs善的平庸
不少人难免感到疑惑，Oskar Schindler配得这些殊荣吗？他似乎更像是一个道德生活随意的投机份子。美籍犹太裔哲学家Hannah Arendt借着「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一词指出，作恶多端的人未必是一般人想像中那样大奸大恶的人，平庸的人一旦失去恻隐之心，往往可以毫不犹疑地执行极为可怖的恶，如果他们绝对服从一个邪恶的制度，有如战后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受审定罪的德国奥地利纳粹军官Adolf Eichmann。Hannah Arendt的说法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和共鸣。
依我看来，Oskar Schindler更像是「善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good）──许多在大屠杀冒着生命危险、奋身救人的英雄，他们固然不是圣人，也未必是一般人想像中那样勇武好善；然而，一旦动了恻隐之心，他们不愿意见死不救，平庸的人很可能就成为另一个人的好撒马利亚人。事实上，还有极少数几位纳粹党员也被列为「列国中义人」。
或许我们今天过于侧重道德生活了。一方面，我们经常把他人道德上的软弱无限放大，进而批评、讥讽，什至羞辱人；另一方面，我们经常戴着伪善面具，努力掩饰自己的道德欠缺。我们漠视一个事实，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都是道德匮乏，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罗七19-24）
平庸人若塞住怜悯心，很容易助纣为虐，生命中的恶就这样显露出来，但如果抱持怜悯心，则不难看到身边有不少需要援助的人，生命中的善也就这样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怜悯心的有无，往往在某些特定语境下，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圣人或变成恶魔。「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太五7）
Thomas Keneally、Steven Spielberg和Oskar Schindler都获得最高殊荣，但很少人注意到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巨人。Steven Spielberg在获得奥斯卡奖的夜晚说：「如果不是这个人，这（今晚的获奖）绝不会发生，根本就不可能开始。我欠他太多，我们所有的人都欠他太多，他把Oskar Schindler的故事告诉我们所有人。一个完全寂寂无名的人，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期盼Oskar Schindler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他又说：「如果不是这个人，Oskar Schindler只有他所拯救的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少数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才会知道。」这人曾对Steven Spielberg说：「我向你保证，你会因Oskar获得奥斯卡奖。」（I promise you, you'll get an Oscar for Oskar.）Thomas Keneally则钦佩地赞赏说：「他对出版业一无所知，但他比出版商更为正确；他对电影业一无所知，但他又再次被证实（是正确的）。」这人就是Leopold Page。一九四七年，他见到Oskar Schindler时向他承诺说，会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之后的四十六年，他为实现自己的诺言竭力不懈。他说：「Oskar Schindler给了我生命，我要还他永垂不朽。」
Leopold Page有颗不朽的心，他愿意为了一个远象奋身恒久努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或准则来看，他无疑是愚公移山，他的失败个案恐怕不计其数，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一件事如果值得做，即使成功机会似乎渺茫，即使未必做得好，还是值得去做。
要知道，人是看外在令人羡慕的条件和成功，但「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十六7）
今年恰好是影片Schindler's List上映三十周年。
Schindler’s List (1993)
（作者为Quest Institut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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