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合一」既是教会史上一个重要的运动，也是当下教会时不时提及的使命。华人传统文化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究竟圣经所说的「合而为一」该如何定义？教会就「合一」有过哪些争议？而二十世纪的合一运动在中国和香港，又面对怎样的挑战，并对当下的香港教会有何启示？在「中国与香港教会合一运动的挑战」讲座上，建道神学院副教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总监陈智衡牧师，分享他就中国和香港教会合一运动的研究成果，着重谈及香港五、六十年代教会合一运动引发的争议，尤其是当时「自由派」与福音派的分野，以及福音派阵营的逐步转向过程，而这也启示教会，在不同年代谈论合一有不同处境和模式，在撞击思考学习的同时，应避免以标签互相攻击。
陈智衡由一九〇七年开始的中国合一运动说起，并提及其与宣教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九一〇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上，伦敦会牧师诚静怡发表关于教会合一的演说，表示宗派主义来自西方，而中国人需要的是没有宗派的联合教会，就此他亦成为中国合一运动的重要代表。接续宣教大会，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并推出年鑑，继续从宣教角度探讨合一，一九二二年改组为协进会。除了各地同宗派的教会联合成立全国性的合一宗派，如圣公会、信义会等，长老会、公理宗和伦敦会亦合并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在一九二七年时有十二万信徒，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会。
随着合一运动的推广，自然就出现反对声音，其时主要反对者包括长老会的林亨理（Herry M. Woods）牧师、内地会，以及倪柝声和王明道，主要反对原因，是认为提倡合一的都是「现代派」、「不信派」，该运动将意味着「消除教会特征和废除所有现存的信仰标准。」陈智衡指，中华基督教会第一及第二任总干事高伯兰（Asher Raymond Kepler）认为，该争议出现，是因为传教士将西方教会的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带到中国，「外国传教士应该负全责，中国教会本身的需要关怀和他们的想法无关。」
至于香港教会的合一组织与运动，则自有其脉络。陈智衡介绍香港三个较大合一运动的组织，分别是源于统筹组织教会事工而成立的华人基督教联会、由公理会和伦敦两个差会合并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以及为四九年之后移师香港的教会成立的协进会。他指协进会作为合一组织，旨在推动团契合作、普世团体联系和社会关怀等，近日主要推动各宗派签署的〈称义╱成义教义的联合声明〉，并成立神学对谈小组继续对谈。
陈智衡表示，在香港也曾出现有关合一的争议，缘起是一九六二年的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重新讨论基新信教的角色，并视之为「离异的弟兄」。由此，「教会合一问题」讲座在一九六四年召开，刘蕴逊神父、中华基督教会汪彼得牧师、圣公会庞德明牧师及循道公会的黄作牧师均有出席，并讨论组建联合教会的可能性。「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这个计画是如火如荼」，虽最终未能成功，只有循道公会和卫理公会合并成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
同样有推动者，自然有反对者，联合教会的提议遭到不少抨击，其中包括陈终道牧师、胡恩德牧师及王永信牧师。胡恩德指称「推动合一的人是自欺的手段，这是敌基督来临的表现」，而王永信则认更指该普世教会运动是以天主教为首，将之定性为启示录淫妇的标记。
在此番争论中，陈智衡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滕近辉牧师的态度变化。最初滕近辉同样激烈反对，并认为「一个不计较信仰的大混合组织，容纳一切在内，例如普世教会协会（下称普世教协），将来后果难以想像」。而到了一九六六年，他则提出合一有不同路线，不应只是反对，而要思考如何实践自己如何实践所讲的合一。一九七四年洛桑会议召开，斯托得（John Stott）在布道中提及合一，改变了光谱。陈智衡认为随着洛桑会议出现，滕近辉的神学亦开始快速转变，强调宗派之间互相尊重，尽可能合作，更表示就算是普世派亦有重视信仰的牧师和会友，而福音派圈子中，同样有心胸狭窄的偏激份子，因此不应当标签和攻击对方。
最后陈智衡表示，神学讨论是有意义的，可以互相撞击思考学习，但「如果神学分歧去到一个恶意的互相攻击，什至变成标签，意义又是什么？」而在不同处境下，教会对合一的关注亦会有所不同，他举例中国的内地会和某大公教会，原本在神学立场上不和，但在抗战时期，内地会亦都放下成见，积极参与大公教会的救援工作。虽然过去香港的合一运动争议源于神学分歧，但他认为在近日大众关怀的焦点可能更深入亦有所不同，因此他对当下教会合一和基督徒合一精神的出现保持开放态度。
在回应环节阶段，前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下称工业委员会）主任冯炜文表示，他虽然是浸信会会友，五六十年代都视大公教会为「不信派」，但到六、七十年代视野已经开始改变，他亦对合一、运动产生兴趣。他更加入协进会支持的工业委员会，八十年代初更在普世教协担任宣教干事。他忆述当时工业委员会举行年会的时候，「滕近辉每次都会来为我们祝福」，而人们也不再提「不信派」、「新派」，「语言已经不同」。他以浸信会按立女牧师为例，说明教会的立场会随时代变化，虽然他认为很多时「不是教会影响社会，而是社会影响教会」，但他觉得神是世界的主，也会影响社会，教会面对「跟社会走」的事实，不应惧怕，却要反省。
在问答环节，有观众关心香港教会的未来发展，究竟应当各自为政还是「为合一而合一」。陈智衡表示，与其用「合一」，他会用「连结」来形容这个时代的特质及需要。「大家都在摸索新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其实需要信任。当社会想要人与人之间疏离、不信任、有恶意看法的时候，作为有信仰的人应该要用另一套价值观显现。」因此他表示「纵使不同人做不同事」，都会欣赏那些事中有上帝的引领，只是位份不同，「这样才能应对新的状态。」
讲座由中国基督教史学会主办、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合办，同时亦是中国基督教史学会会长就职讲座暨惠源大会，于二月廿五日下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以实体及Zoom的形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