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给十九岁的我》后，第一个反应是这电影确实可以作为纪录片课堂的教材。此片跟我们行内拍摄纪录片的一贯观念及程序上有颇大的分别，因而导致此次停映事件。
纪录片类型
当影片一开始就听到导演张婉婷亲自旁述，感到意外。以往由制作人夫子自道的纪录片屡见不鲜，但大部份都是「参与式」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即由制作人直接参与拍摄及出现在镜头面前，什至是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才会以「第一人称」作旁白，绝对会以主观角度来说故事。而一般以旁白方式说故事的纪录片，则大多是所谓「阐述式」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多以「第三人称」方式旁白，作为第三者会与主角保持距离，不会主观批判片中人，此类型又名全知型（Voice of God），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看透世情般为你说故事。也有所谓「观察式」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又称为「墙上的苍蝇」（Fly on Wall），就是制作人有如墙上的苍蝇一样，只是从旁观察拍摄，并不会参与其中，所以大多是不会有旁白，主要是以受访者访问内容作自白，此方式较多人认为最能反映受访者的实况。
《给十九岁的我》张导演她自己亲自旁白，但她没有直接上镜，也不是片中几位女主角，却又不时会在旁白中加上自己对片中人的意见。阿佘在媒体访问中提及，她不认同导演在旁白说她们不愿意再接受访问，是因为她们年少反叛，她也认为导演听取女孩吐心声是「树窿」的说法是不恰当。的确，当制作人跟受访者经历长时间的相处，有时都难以分清大家的关系是长辈、朋友抑或制作人，因而当站在不同角色去制作影片时，「说书人」角色难免会混淆，制作人本身或观众也难以分清。结果在六个少女成长故事外，还有第七位角色制作人的角色，虽然她没有直接上镜，但正正已参与其中。
创作意图与初心
通常我们拍摄纪录片或纪实影片，最重要的创作意图，就是希望反映「实况」。当然如果这个真实情况，既感人又能打动观众，因而令大家产生共鸣，这是制作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在选取个案时候，会以反映实况为首要原则，当中也找些特别个案。而片中的选角，目前六个个案中，相信制作人都是以特别、与众不同或具话题、争议性和具有戏剧效果为筛选准则，所以当中有成长于单亲家庭但志愿想当港姐的、有新移民志愿想当警察的、有爸爸当警察的、有弟弟是自闭症的、有父母常不在身边会吸烟的、有运动健将等。又如片末一位DSE成绩优异的Head Prefect，最后交代她选择修读音乐系，但一直没有访问她，看来品学兼优或怪兽家长等议题并非制作人的选项。当初校长要拍摄一套有关重建迁校和学生成长的纪录片，难道这六个个案就可以反映到英华女校学生的实况吗？
正如写上万言书回应此片的片中人阿聆，她提到每次访问时都总是问她弟弟的状况，或还有没有跟家人吵架，很明显反映制作人的拍摄意图与重点何在。她也指出无论导演或学校常以「演员」一词表达他们对纪录片的看法，「我也不是演员，我是学生啊。」又如另一位个案学生阿佘她也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制作人老是喜欢「偷拍」她吸烟的镜头。而片中提及她在外拍广告赚外快，其实所拍的广告导演就是张婉婷，是她邀请佘拍摄的，但在片中的旁白并无交代。她亦安排佘的男友在同一场合接受访问，令受访者感到尴尬、不好受──在在都是为了「剧情需要」、创作意图而没理会受访者的感受吗？又例如片中一位副校长说出其中一句经典对白：「要用上帝的爱浸死佢地。」是多崇高的教育理想，作为观众确实想看到这位老师如何以爱培育学生，这点也应是学校的办学理念与拍摄此片的初心之一，可惜片中并无具体内容。
受访者允许拍摄、接受访问，同意公映
多年来深知道拍摄纪录片最困难也是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受访者，更重要是如何在拍摄期间维系这段访问关系，因为受访者应承接受访问，完全是为了分享个人经历与感受，当中并无涉及丝毫利益关系。以往曾经有受访者要求「访问费」，当然一口拒绝，不然实况采访就会变质。制作团队与受访者的关系，都是建基于都是为了反映实况，什至作为一个历史见证的原则，受访者绝对是义务性质。所以拍摄之前会跟他商讨所有拍摄细节及内容，希望尽量避免他中途拒绝拍摄，但应承后反悔的也不少。受访者的拍摄允许（consent），我们会绝对尊重，就算拍摄一场上课的场口，如有任何同学不想上镜，我们都会叫他们坐在一起，我们的镜头便会避开他们。
这次停映事件，主要涉及未有得到两位受访者同意而公映，此片是由学校要求学生拍摄纪录片，所以少不免会有不对等的协议出现。平日我们邀请受访者接受采访，他应承便会进行，但如受访者决定中途中止采访，我们亦无权异议，但这次学校似乎站在拥有威权的位置要求学生拍摄，同学如要退去似乎颇有难度，正如有学生说有个案哭诉了五年才让她退出拍摄。另一位知名的港队成员李慧诗更说，自己在不知情和毫无准备之下接受访问。我们一般在采访之前，除了事先申请采访之外，还会把拍摄内容、细节及访问问题给予受访者，让他好作准备，他也可能会有其他意见让我们调整拍摄安排。
至于是否同意公映的问题便更为复杂，因为当中除涉及私隐被公开外，另外就是金钱、利益的问题。校方由始至终都说影片是为学校筹款，但在公映时，似乎并没有公布筹款的细节，究竟票房收入所筹为何？这次是慈善性质抑或纯属商业行为呢，似乎买票入场的观众都不太了解。 受访者阿聆一直都不同意公映，之前校方只说影片在校内放映、制作DVD，之后又有校友、家长放映会、电影节放映及参展，最后校方都是坚持公映。而李慧诗的情况便更复杂，因为知名人士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商业价值，公映后涉及票房收益，她接受访问已成为一次商业行为。无论是为筹款抑或有商业成份，双方都理应有协议，才可公映可惜现在最后的结果是停止公映，这次事件明显是人情与专业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无可否认《给十九岁的我》是一套近年难得一见的纪录片形式电影，制作经年，追踪几位少女的成长经历，能够反映香港过去十年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勾起令不少港人的集体回忆，打动了大家设身处地的心。可惜现在不是每个港人都能分享这分共鸣。
明白校方说平衡了各方才有公映的决定，但关心及尊重每位受访者感受却是重中之重，更希望制作人多加注意剧情片与纪录片在观念及拍摄程序上的分别。剧情片讲求剧情需要的戏剧效果，但纪录片就是要求真。剧情片是透过演员跟从剧本去演绎推展剧情，但纪录片是一位真实个案，在镜头面前以吐出自己心底说话的方式，去说出真相。如果两者没有清晰分野，观众会产生不对应的合理期望，受访者更会因为公映而感到难堪。
作者为香港珠海学院新闻及传播学系专业应用副教授，曾任有线财经资讯台时事专题节目《时事宽频》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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