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由女转男的变性人在保留子宫和卵巢的情况下，仍可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案件编号：FACV Nos. 8 & 9 of 2022 ；诉讼各方：TSE HENRY EDWARD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Q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法庭认为，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记是用于核实身份，而非确立法律上的性别；要求变性人接受完整变性手术的规定违反人权。我们对这裁决深表质疑，认为法官所提供的理据欠充份，他们对「人权」的理解也远离香港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有关论据将会以文章和讲座交代。）
从欧美经验看放宽变性政策对社会的五个深远影响
我们认为，终审庭的裁决再次轻率地打开香港跨性别运动的潘朵拉盒子（上一次是有关变性人婚姻的裁决），将来势必引起更多要求放宽变性政策的司法覆核挑战。因此这案件值得教育工作者、父母和社会大众留意，特别是关注青少儿童及女性权益及隐私的人士。
在社会影响方面，法庭断言政府一方提出不要求全套变性手术也能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标记造成的实际社会问题是「夸大、没有说服力、高度做作、幻想、罕见的例外」（段80, 81, 82, 99）。香港性文化学会多年来搜集及分析跨性别运动在西方社会的影响，案例数量十分多，新闻媒体也时有报道，社会大众已略知一二。奈何法庭对跨性别在西方造成的社会影响几乎只字不提。是次判决将带来众多法庭没认真考虑的影响，简略分为五点如下。
一、变性政策势必急剧变化和自由化
是次判决虽只关乎女变男，但基于性别平等原则相关「权利」几乎一定扩及男变女。而且法庭今次使用的论据同样适用于男变女（什至也能支持最激进的「自我声明模式」，即不需要变性手术或其他医疗干预也能更改性别）。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将两者分开处理的国家并不存在，相信香港亦不例外，即使政府有意分开处理亦必然会再受司法覆核挑战。
二、不公和安全问题接踵而来，女性权益被漠视
欧美各国宽松的变性政策已带来种种问题，如生理男性可进入女厕，威胁女性及女童安全和隐私；男跨女的运动员参加女子组赛事，造成不公；跨性别强奸犯进入女性监狱继续伤害女性；女性庇护所必须接收男跨女，反令原本应受保护的妇女和女童必须离开。
三、「男人」生仔，剧烈冲击性别身份和家庭观念
在新的规定下，女跨男还保有子宫和卵巢，故原则上仍有怀孕能力，令外国出现「男人」怀孕的情况。然而，法庭以这些例子是「罕见的例外」（段99）便无视这个影响。事实上，这些例子在西方并不是罕见的例外，什至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澳洲健康部门公布，单是二〇一三年澳洲便有五十四个「男人」产子案例，二〇一六年更有七十五人。二〇二一年Unicode联盟（The Unicode Consortium）正式确认Emoji 14.0 的新增内容，加入「怀孕男人」（Pregnant Man）及「怀孕者」（Pregnant Person）作全新的表情符号，可见「男人」生仔的概念已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奈何法官仍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其实他们看看自己手机上Whatsapp的表情符号也可知悉。这类「男人」产子的情况，生母以父亲的身份走进孩子的世界，令儿童承受身份危机，也大大冲击了正常的性别和身份观念，对儿童影响尤深。
四、儿童性别焦虑问题急升，西方开始检讨
外国出现性别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问题的儿童急遽上升。由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二〇年，美国的病患数字急升一倍；英国自订立《性别承认条例》十年后，有关个案增加百倍。瑞典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曾公布，十三至十七岁少女诊断为性别焦躁症，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八年间上升1,500%。本会近年也接触多了有性别混乱的香港年青人。有些LGBT倡议者坚持数字上升只因大众的了解增多，但医学界、儿童权益组织已开始呼吁正视问题。例如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近日发表公开信，关注性别疑惑儿童的医疗方式。苏格兰近日有新法准许按心理感觉决定性别，但英国政府忧虑威胁妇女权利或提出挑战。二〇二二年，本身是变性人及曾帮逾百青少年变性的美国资深临床心理学家Erica Anderson也承认，西方现时变性门槛太低，情况过火了！正当西方不少人正经历跨性别运动的负面影响及开始检讨时，香港法官似乎仍一概否认放宽变性政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五、加重医疗负担，后悔变性个案增加
跨性别人士需长期服用荷尔蒙，较其他人更容易出现各种健康问题。混乱的性别身份亦不利医护人员断症，更有可能因错认原生性别而开错药、错剂量；最终令医疗系统百上加斤。现时西方出现愈来愈多的「后跨」群体（detrans），他们后悔变性，有些什至控告医生专业疏忽。这些都是放宽变性政策带来的长远后果。
终审庭法官应扮演跨性别运动的先锋吗？
近年终审庭在有关婚姻与性别的案件中，多次和一致地作出相当激进的判决，几乎是促进LGBT议程的先锋和大功臣。他们的理念以人权为名，但实质上与LGBT活跃分子的意识形态相差无几──但这些意识形态在香港至少是有极大争议性的。我们质疑，寥寥数位法官真的有权去把他们的理念强加于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吗？最少，先容让公民社会或立法机关有更多和更充分的讨论，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参考资料：
1. 更多跨性别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参本会的「性文化资料库」（不断更新）：
https://blog.scs.org.hk/category/%e8%b7%a8%e6%80%a7%e5%88%a5/
2. 有关变性的问题和对终审庭变性人婚姻裁决的批判，请参：关启文，《同性与变性》，香港：宣道，2015年6月。
3. 香港性文化学会电子书小册子：《消失的性别界线——「性别认同」立法之逆向歧视你要知》，https://issuu.com/hkscsbooks/doc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08a1f1bbdda4f3
4. 以上声明的「懒人包」已上传到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p/CoW_4VXhrER/
注：虽然社会形容此案件时有时用上「跨性别」字眼，但我们在声明用的字眼是「变性人」，英文是Transexual，简称TS，是跨性别Transgender（TG）类别下的细分类。有时也会统称为「跨性别」Transgender（TG），因此两个词语有时是互用。但变性人(TS)特别指寻求医疗援助进行性别重置疗法，例如性别肯定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的人士（像今次案件的人士）。而「跨性别」（TG）指一些认同自己的性别为非生理性别的人士，而他们不一定寻求医疗援助。基于以上分别，我们用上「变性人」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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